成文。繁露俞序篇：『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麤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后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后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今按：关于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后得，而「后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后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后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于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于章句，章句之成立由于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与论衡此处用法正同。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诗正义曰：「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诗谱序疏：「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或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语意不具。当作「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有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驳或说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脱「十二公法」四字，则使下文所论无据矣。公羊隐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数之义。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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