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古文该之可耳。论衡说左氏传出共王壁中，正见经出孔壁，即传亦误归之矣。若记五种，不加「古」字，文省也。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传何序，疏引春秋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四库总目以为「不尽出于公羊高，定为公羊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题高名，盖未审也。」汉志：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先孙曰：汉书艺文志颜注云：「谷梁子名喜。」经典释文序录引桓谭新论云：「谷梁赤。」又引七录及杨士勋疏并云：「谷梁子名淑，字符始。」（孝经正义「淑」作「俶」。）陆春秋纂例引风俗通亦云：「名赤。」并与此异。晖按：「名俶」，亦见元和姓篡一屋引尸子。作「淑」，形误。「名赤」，亦见前汉记二十五。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汉志：左氏传三十卷。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汉志：礼记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隋志说同，故云：「造于孔子之堂。」「礼记」之目，后儒相承指戴圣所传四十九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戴所传大戴礼，及小戴之礼记而言。（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顾实汉志讲疏从之。）仲任意指小戴，抑包大戴，今不可知。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与范升相难者，亦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见后汉书范传。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序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四字，经典释文序录引有。）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公羊隐二年传何注：「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于竹帛。」公羊大题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母生，乃着竹帛。胡母生题亲师，故曰公羊。谷梁者，亦是题其亲师，故曰谷梁。」是公、谷虽受经于子夏，（从杨士勋、徐彦说。）而其书则晚出也。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书抄九八、御览六一六。）盼遂案：此二语本于桓谭新论。马总意林引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此亦蔽也。」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习左氏传，汉书刘向传所不载，唯言向治谷梁学而已。恐汉书向传出自其子子骏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学。君山之言，或反属实录也。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升）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先孙曰：「范叔」当作「范升」。下并同。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升」与「叔」艹书相似，古书多互误。（后汉书周章传：「字次叔。」李注云：「叔或作升。」）范叔（升）寻因罪罢。元、叔（升）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盼遂案：「讷」疑当为「纳」，涉上「言」字而误。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此论所谓陈元言纳，范叔章诎之事也。言纳者，言见采纳也。范叔（升）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盼遂案：「返」本为「反」，涉「违」字而误沾「」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曰：「以左氏春秋同吕氏春秋者，亦本论衡。案书篇云：「左氏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又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据此诸语，仲任固以左氏为传，且谓胜彼二家。则其与吕氏春秋并论者，特吐言之庇谬耳。」（春秋左传读叙录。）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汉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国语韦昭解序：「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释典艺：「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说文、风俗通引国语「称春秋国语」，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故也。汉书律历志引国语「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等语，称春秋外传。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以上诸文，并以国语为外传者。至所以名「外传」者，韦昭谓：「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曰：「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毕沅曰：「外传亦有鲁语，则此语为不可通。韦说得之。」案：仲任以国语为补左传之略，则义近韦说。又按：左襄二十六年传正义曰：「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叶少蕴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并见困学纪闻六。）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举八证以明左氏非丘明，叶梦得春秋考以左丘明为战国周、秦之间人。以上诸说，不以国语为左氏外传也。窃以后说为是。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实」，元本作「宝」。旧本段。盼遂案：「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元刊本作「宝」。
公孙龙着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汉志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列子释文：「字子秉。」有坚白论篇。庄子秋水篇：「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淮南齐俗训云：「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又诠言训注：「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新论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为色，马所以为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御览四六四。）别录曰：「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过关。」（初学记七。）吕氏春秋高注亦云：「乘白马，禁不得度关，因言马白非白马。」罗振玉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先孙曰：「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其一也。晖按：「衍」当作「子」，是也。「三」疑当作「二」。汉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亦只言其以琴干威王耳。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并邹衍所说。又邹奭子十二篇。史记孟荀传曰：「邹衍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别录曰：「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御览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乙等篇。梁章巨曰：「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按此文，则以为管仲手着。史记管晏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矣。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是与王义同。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后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于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于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史记苏秦传曰：「苏秦详为得罪于燕，亡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后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新语，陆贾所造，注超奇篇。盖董仲舒相被服焉，余嘉锡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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