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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