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得称贤人乎？」
同上又引论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加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尽落，得仙去。出论衡。」
据以上四事，举不见于今本论衡，知论衡至今日残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项证明，则论衡百篇之说，盖确有此见象，而未容夺易矣。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见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论衡一书的篇数，据范晔后汉书卷七九王充传说：「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亦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初着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内招致篇有目无篇。）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称三十，或者后人求合整数之故，多分一卷，非必伪为一卷以求增益的。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为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是后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为伪篇，则乱龙前明雩、顺鼓两篇，后半亦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的，两篇的后半篇便为后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及土龙求雨的事颇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于类感类应的想象，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兹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后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一）乱龙所用辨证法纯为王充的辨证法，和全书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对于「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好处。又以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不能没有毛病的。这是乱龙篇所谓「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以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这些话以下，他列举十五效验及四义，又即说道：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
这样的详细举十五效验及四义，的确是王充的辩证的方法。
（二）论衡中说土龙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举出当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说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的。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伪则全伪，真则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相连属的关系，姑且不引为证。此外尚有一些篇说及土龙致雨的。龙虚篇说道：
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雷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
又感类篇说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夏秋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
他反对雷为天怒，而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
他以为董仲舒的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请雨，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
又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
这可以见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土龙求雨是为忧念百姓，只要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的。乱龙篇所说「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的见解。乱龙篇的四义，说的如下：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二也。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而却不肯抹去这精诚之念，忧念百姓之心。看论衡龙虚、感类、死伪、定贤诸篇所说，皆和乱龙所说四义相合，可知乱龙篇是不伪了。
（三）顺鼓、明雩为汉制度，故王充论衡顺鼓、明雩篇，为汉国家辩护。由此看去，自然乱龙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这话，可先看论衡须颂篇，这篇说道：
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顺鼓、明雩的名称，俱见这须颂篇。看「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的话，可知王充论衡是会有明雩、顺鼓的两篇的。王充是很歌颂当代国家的人，论衡中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所谓瑞符如黄龙、凤皇、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东西，王充并不反对其为祥瑞之物，并承认为汉世比隆古圣帝明王之效。又王充论衡案书篇说道：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但是这篇又说道：
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
至于胡先生以为乱龙篇未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这话的解释亦见于案书篇。案书篇说道：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论衡乱龙篇立十五效、四义，以尽仲舒土龙求雨的意义，这名乱龙，真是「乱者终也」了。
人们的思想真是奇怪的，王充极力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见解，而却为汉家政制要用土龙求雨的原故，或者自己一点类感类应的迷信，便承认谶书，并且以为仲舒能尽孔子之言，而自己能尽仲舒之意，这是很有趣而且是不能索解的。
此外胡适先生在民国十年以前北京大学排印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第七章王充与评判的精神，（后来大东书局印的现代学生里改题为「王充的论衡」。大东书局印的论衡，放这篇在卷首。）在附注里说道：
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后人加入的痕迹。
案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别通篇说道：
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
然则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得以为蔡邕之字。「邕」通「雝」字，诗大雅：「雝雝喈喈」，为凤皇鸣声，故蔡邕字伯喈。若蔡伯偕当另为一人，不得名「邕」。又案：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说：「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这右扶风蔡伯偕，自当与陈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郁林太守，东莱太守」例之，则蔡伯偕或为右扶风太守；然蔡邕亦未尝有任右扶风之事。别通篇所说张孟尝、李季公二人，后汉书皆未着其名，然则蔡伯偕，王充所称为当代通人，绝非后来之蔡伯喈，而亦不能于后汉书中寻得他的名字出的。如此，则说别通篇为后人加入，不免太无根据了。
论衡一书，内中不免有冲突的矛盾的见解，然而本于王充的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我觉得论衡中无伪篇，意即本此，全书各篇有交互说及的地方可证。胡先生早年所见，以乱龙、别通为后人加入论衡中的，据胡先生最近的谈话，知道他已改变了这种意见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论衡校释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通津本、天启本、程本、郑本并载。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郎天启本作「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蹐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有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鲁所对正者也。「乘」，天启本作「家」。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疑遗意。据天启本补「疑」字。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天启本无「待」字。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天启本无此十字。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王充氏论衡，崇文总目三十卷。世所传本，或为二十七卷。史馆本与崇文总目同。诸本缮写互有同异。宋庆历中进士杨文昌所定者，号称完善。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灭，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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