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各目录不概同，《隋志》的四部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名同而实异，范围很不一致。单就史部本身的范围而论，可大可小，若通盘考察，严格而论，经、子、集三部最少有一半可编入史部，或和史部有密切的关系。
如经部诸书，王阳明、章实斋都主张六经皆史之说，经部简直消灭了。宽一点，《易经》、《诗经》可以不算史，《尚书》、《春秋》当然属史部，《礼》讲典章、制度、风俗，依《隋志》的分法，应归入史部。《尚书》、《春秋》、《礼》既已入史部，三《传》二《记》也跟了去，经部剩的还有多少？
子部，本来就分得很勉强。《七略》、《汉志》以思想家自成一家之言的归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较还算分得好。但那些子书和史部可很有关系。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韩非子》讲的史事极多，几乎成为史部著作。汉后思想家很少，综核名实，配不上称子而入子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书所以存在，全因他纪载了史事。即如《史记》纪载史事，司马迁当初称他《太史公书》，自以为成一家之言，若依规例，自然应归子部。可见子部、史部本来难分，前人强分只是随意所欲，并没有严格的分野。
集部，《汉志》诗赋略所载诸书纯是文学的。后来的集，章实斋以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阳明全集》虽没有子的名称，但已包举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学的性质，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纯是文学的，犹可说。若《朱子集》、《阳明集》以及《陆象山集》、《戴东原集》绝对不含文学的性质的，拿来比附《汉志》的诗赋略，简直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认可的。集部之所以宝贵，只是因为他包含史料。如纪载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集部里实在有三分之二带史部性质。就是纯文学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来称做诗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肃宗诸朝的情形的，无不以《杜甫集》做参考。这还可说特别一点，其余无论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题目，可以宝贵的史料仍旧到处都是。不必远征，前年我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在各家文集诗句里得了多少史料，诸君当能知道。以此言之，纯文学的作品也和史部有关。
所以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十之七八，外国不过三分之一。自然科学书，外国多，中国少。纯文学书，外国也多，中国也少。哲学、宗教的书，外国更多，中国更少。
此何以故？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重。这是好是坏，另一问题。但中国人“回头看”的性质很强，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这是无疑的。所以史部的书特别多。
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最先要叙史官，史官在外国并不是没有，但不很看重，中国则设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话说，黄帝时，造文字的仓颉就是史官，这且不管，至迟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据金文（钟鼎文）的纪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就不下数十次，可见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见他那时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轻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许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书》的《王命》、《顾命》两篇，有史官的事实，这是见于书籍的纪元。《左传》纪载晋董狐、齐北史氏的直笔，称道史官的遗烈，可见在孔子以前列国都有史官，不独天子。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墨子说曾见百国《春秋》。《左传》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鲁《易象》与《春秋》，可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有《春秋》一体的史书，而且都是史官记的，所以后来司马迁叫他“诸侯史记。”晋太康三年，汲郡发掘魏襄王冢，得到的许多书中，有一部似《春秋》，纪载黄帝以来的事实，自晋未列为诸侯以前，以周纪年；自魏未为诸侯以前，以晋纪年；自魏为诸侯以迄襄王，以魏纪年，而且称襄王为今王。这部书当时人叫他《竹书纪年》，后来佚了，现在通行的是假书，王静安先生所辑的略为可靠。据《晋书》所载《竹书纪年》的体裁，《竹书纪年》当然是魏史官所记，和鲁史记的《春秋》一例。其余各国史官所记，给秦火焚毁了，想来大概都是《竹书纪年》一体，而且各国都有史官职掌这事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竹书纪年》的纪载从黄帝、尧、舜一直到战国，虽未必全真，由后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杜撰。其中所载和儒家传说矛盾的，如启杀伯益、伊尹杀太甲、夏年多于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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