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如做《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书就《资治通鉴》的史事，摘要归类，各标一题，自为起迄。论他纪事，大小轻重，颇觉不伦；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路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6）还有苏辙、吕祖谦一派的史论家，对于史事下批评。此种史论，《隋志》已载有《三国志评、论》等书，惜已失传，不知其是评史事是评史书。从前纪传体每篇末尾必有几句短评，但没有专门评论的。宋朝有许多专门作史评家的，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7）还有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资料最不精严，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8）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记纠缪》，虽专用以攻击欧阳修，但间接促起史家对于史事要审查真伪的注意，开后来考证史事一派，关系比前二种重要得多。人们只说宋朝理学发达，不知史学也很发达。
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间只有金遗民元好问专门收罗文献，以史为业，可谓有志之士。明朝有许多野史，却没有一个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讲近代史学界趋势时讲。史家的叙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讲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自成为科学以后，又发现许多原则，则该科学更格外发展。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无论那门学问，其发达程序皆如此。史学在中国发达得最厉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这也是和各科学发达程序相同。
又从旁一方面看，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立为科学以前，范围一定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因为学问总是有相互的关系，无论何学皆不能单独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纳起来。后来旁的学问也渐渐成为科学，各有领土，分野愈分愈细。结果，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中国人喜欢笼统的整个的研究，科学的分类很少。这也不能说不好，不见得要分才是好。现在德国人做学问分得很细，英国人则带海洋性，甚么都含混点，两方面各有好坏。但为研究学问的便利起见，分得精细也有好处。因为要想科学格外发展，还是范围缩小，格外经济。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从前广大的分野，只能认为有关系的部分；把范围缩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点。
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讲，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方法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亳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
先讲刘知几。刘知几的特点，把历史各种体裁分析得很精细，那种最好，某种如何做法，都讲得很详明。他的见解虽不见得全对，但他所批评的有很大的价值。（1）史学体裁，那时虽未备，而他考释得很完全，每种如何做法，都引出个端绪，这是他的功劳。（2）他当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许多人合作，他感觉这很不行，应该由一个专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对于这点发挥得很透彻。（3）史料的审查，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经过很精严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未及作专书辨伪，而且他的怀疑，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史事不可轻信，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其他工作还很多，举其著者有此三条。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做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徵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徵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它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做《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减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记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与的方面。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做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做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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