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专史的对相，就是讲那类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作专史。当然，人物要伟大，作起来才有精采。所以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相，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例如袁世凯、西太后人格虽无可取，但不能不算是有做专史价值的一个人物。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这类人最宜于做大规模的专传或年谱，把那个时代或那种学术都归纳到他们身上来讲。五种人的专史中，人表的对相不成问题，可以随便点，其余四种都最重要。大概说来，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
有些人伟大尽管伟大，不过关系方面太少，不能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若替他作专传就很难作好。譬如文学家的李白、杜甫都很伟大，把杜甫作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传可以作得精采。若把李白作为中心，要作几万字的长传，要包涵许多事实，就很困难。论作品是一回事，论影响又是一回事，杜诗时代关系多，李诗时代关系少。叙述天宝乱离的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传中则成为多余的废话。两人在诗界地位相等，而影响大小不同。杜诗有途径可循，后来学杜的人多，由学杜而分出来的派别亦多。李诗不可捉摸，学李的人少，由学李而分出来的派别更少。所以李白的影响浅，杜甫的影响深。二人同为伟大而作传方法不同，为李白作列传已经不易，为李白作年谱或专传更不可能。反之，为杜甫作年谱、作专传，材料比较丰富多了。所以作专传，一面要找伟大人物，一面在伟大人物中还要看他的性质关系如何，来决定我们做传的方法。
譬如《史记》有《鲁仲连传》，不过因为鲁仲连曾解邯郸之围。诚然，以当时时局而论，鲁仲连义不帝秦，解围救赵，不为无关，但是还没有多大重要。太史公所以为他作传，放在将相文士之间，完全因他的性格俊拔，独往独来，谈笑却秦军，功成不受赏。像这样特别的性格、特别的行为，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动。又如《后汉书》有《臧洪传》，不过因为他能为故友死义。洪与张超但属戚友，初非君臣。张超为曹操所灭，洪怨袁绍坐视不救，拥兵抗绍，为绍所杀。袁绍、张超、臧洪在历史上俱无重大关系，不过臧洪感恩知己，以身殉难，那种慷慨凛冽的性格，确是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再如《汉书·杨王孙传》，不记杨王孙旁的事情，专记他临死的时候主张裸葬，衣衾棺椁一概不要，还说了许多理由，后来他的儿子觉得父命难从，却拗不过亲友的督责，只得勉强遵办。他的思想虽没有墨子那样大，然比墨子还走极端，连桐棺三寸都不要，不管旁人听否，自己首先实行，很可以表示特别思想、特别性格。几部有名的史书，对于这类特别人大都非常注意，我们作史亦应如此。伟大人物之中加几个特别人物，好像燕窝鱼翅的酒席，须得有些小菜点缀才行。
这种人，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亦有。伟大的旁人知道他，正史上亦曾提到过，但不详细，我们应当为他作传。譬如墨翟是伟大人物，《史记》中没有他的列传，仅附见于《孟荀列传》，不过二十几个字。近人孙仲容根据墨子本书及其他先秦古籍，作《墨子列传》及《年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又如荀子是伟大人物，虽有《孟荀列传》，但是太过简略。清人汪中替他作《荀子年表》，胡元仪作《荀卿子列传》。这亦是很好一个例，皆因从前没有列传，后人为他补充，或者从前的传太简略，后人为他改作。这类应该补作或改作之传，以思想家、文学家等为最多。例如王充、刘知几、郑樵……等，在他们现存的著作中便有很丰富的资料，足供我们作成极体面的专传。另有许多人，虽没有甚么特别伟大，但事迹隐没太甚，不曾有人注意，也该专为他作传表彰。例如唐末守瓜州的义潮，赖有近人罗振玉替他作一篇传，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义士名将。又如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前人根本不承认这本书有价值，书的作者更不用说了。近人胡适之才替他作一篇传出来，我们才认识这个人的文学地位。这些都是很好的例。总之，许多有相当身分的人，不管他著名不著名，不管正史上没有传或有传而太过简略，我们都应该整篇的补充或一部分的改作。
我们对于此种被诬的人，应该用辩护的性质，替他重新作传。历史上这类人物很多，粗略说起来，可以分下列三种：
（1）完全挟嫌，造事诬蔑。这类事实，史上很多，应该设法辩护。譬如作《后汉书》的范晔，以叛逆罪见杀，在《宋书》及《南史》上的范晔本传中，句句都是构成他的真罪状，后人读起来，都觉得晔有应死之罪，虽然作得这么好的一部《后汉书》，可惜文人无行了。这种感想，千余年来深入人心。直到近代陈澧（兰甫）在他的《东塾集》里面作了一篇《申范》，大家才知完全没有这回事。当时造此冤狱，不过由几位小人构煽，而后此含冤莫雪，则由沈约一流的史家挟嫌争名，故为曲笔。陈兰甫替他作律师，即在本传中，将前后矛盾的语言及各方可靠的证据一一陈列起来，证明他绝无谋反之事。读了这篇之后，才知道不特范晔的著作令人十分赞美，就是范晔的人格也足令人十分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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