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错就错在以为懂得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弄懂，否则，就不会后悔了……辞职时我被妻子弄伤了心
我是1991年初从国家机关下海的。1986年研究生毕业就进了机关，在办公室一坐就是5年。当然也可以继续坐下去，但很多同学在那几年相继跳进“海”里，一见面就劝说我下海，还说未来的中国非常需要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商人和企业家。
辞职的阻力家庭大于单位。家庭的阻力主要是妻子，她是一家市立医院的外科医生。她父親是“文革”前的9级干部。我们很早就认识，后来很多年没有来往。机关的合同医院是她所在的医院。胸透发现我的胸腔左侧有一丝暗影，医生让一周后复查。我回家一说，父母親非常着急，说去找小洪，这样一来就有了和她接触的机会。最初，我并没有把那种交往当成是攀龙附凤的机会。她很热心，带着我楼上楼下找了好几个专家，后来又照一次。第三天，她打电话告诉我没大毛病，可能是以前受伤后自行愈合留下的痕迹。
为了表示感谢，我把她邀请到家中吃了一顿便饭。跟了我们家20年的阿姨一边收拾桌子一边看着我说：你可真有眼光，瞧这姑娘多俊，水葱儿似的嬌嫩。她羞涩地低下头，但那嬌美面孔上浮现出两朵桃花般的红云却飘进了我的心。本来两家人知根知底，我和她的事情一捅破，速度就快了，半年后就结婚了。为了辞职的事，她很长时间不理我。她知道我的硕士学历和为人诚恳很可能会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因为我们在交谈时，她说了这么一句：你拿自己的前途和我们娘儿俩的幸福做交易，轻易放弃到手的一切。当时我听了很憋气，原来她一直很功利地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嫁给我的那天起就清楚自己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实。如果不是我辞职打破这种平衡，她是不会暴露的。我承认一个男人应该给妻子儿女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下海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可她对我下海的结果没有丝毫信心。她总想到我可能随处翻船，而且没了在单位的种种保障，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前途未卜。她的态度让我伤心，感到自尊受到了践踏。自己一直期待的夫妻间的患难与共随着她的反对态度烟消云散。
或许，隐患是从那会儿埋下的，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不会没鼻子没脸地指着对方大声争吵，但这种隐藏在心底的东西更伤人……另一个女人的笑容走进了我痛苦的心
商海中的艰难险阻让人难忘，但更难忘的是我和文英在一起的时光。
公司成立得找会计。早下海的朋友说财务最重要，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最好是自己的老婆。我苦笑着说老婆不和自己一条心，有合适的人推荐过来。几天后一个女子来找我。她说自己叫文英，边说边让我看毕业文凭、会计证书和身份证。她中等个子，长相平常，走在街上不会引起人的注意，但整个人看上去很利落，很精神。我说这儿的情况你都知道，你可要吃苦了。她没说话，而是看着我笑。我发现她笑起来那张平常的脸显得异常生动活泼。那张笑脸对当时的我来说非常珍贵，那是一种无形的支持。
我万万没想到公司成立没多久，自己就先演练追债。资金的有去无还使得几个合伙人先后撤出，倘若不是文英在一边鼓劲，我可能会到朋友的公司做副手，自己的公司就会沦为自生自灭。
我知道借出的资金无法按时归还后，急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牙都肿了。公司刚成立，合伙人都在看着自己；另外账面上仅剩500块钱，甭说搞项目，就是支付房租水电和工资都没有着落。我一边安抚那几个合伙人，一边厚着脸皮找父母親借钱。我知道“文革”后期的补发工资，他们一直存着没动。就在我刚刚把父母的钱挪动到公司账上，一个合伙人就要求退出。我二话没说把钱退给他。
为了追钱，我决定上内蒙古。我左说右说让那几个投资人一起去，但他们不是说有事就是长吁短叹。商海真是检验一个人品性人格的最好场所，骨子里懦弱和犹豫不决的人是经不起风浪的。那些人不去，我打算一个人去，文英提出一起去。那次多亏了她，也就是在那次，我对她有了好感。
我们在一个四面白沙的小镇下车后。我觉得身上的羽绒服就跟没穿一样，冷得浑身打颤。可能是心里着急上火，外边又冷受风寒，晚上就发起烧。文英把随身带的葯给我吃了，让我躺下。第二天早晨虽然身上发紧，但不烧了，而且穿着她跑到街上买的棉大衣也不冷了。那时，我觉得她办事很周到。我和文英一起顶着狂风去查看资金使用情况时，想到自己跟妻子说上内蒙古追钱，她的脸冷若冰霜……
内蒙古之行让我对比自己小4岁的文英有了好感，她是妻子之外第一个走进自己情感世界的女人。讨债的19天，是我和她单独相处的19天。她事事处处关心照顾我，但又把上下级、男女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晚上，在我住的房间里清理白天的工作，10点钟，她准保起身离开。闲聊中，我问她为什么离开原来的公司？她告诉我看不惯千方百计钻税务空子的老板，正好有个机会就离开了。我说那家公司已够规模，待遇也不低。她说了句让我铭记一生的话：老板的人格可以让公司成功也可以失败。下个世纪中国的商人应该是以知识阶层为主，像以前那样耍小聪明钻空子抖机灵玩蛮横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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