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
《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於《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书·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溥徧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遡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
《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迁之先，既世为周史官，迁袭父谈业为汉太史，其学盖有所受。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序》）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汉书》本传赞）。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谅矣。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
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前者，仅百九十一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蜂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班固虽尝为兰台令史，然其著《汉书》实非以史官资格，故当时犹以私改史记构罪系狱焉（看《后汉书》本传）。至如鱼豢、孙盆、王铨、王隐、习凿齿、华峤、陈寿、袁宏、范晔、何法盛、臧荣绪辈，则皆非史官（看《史通·正史篇》）。曷为古代必史官乃能作史，而汉以后则否耶？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自兹以还，蔚为大国。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极推尊此体，谓“其包举一代，撰成一书，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篇》）。郑樵则极诋之，谓“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固为彪之子，不能传其业。……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格。……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此两种反对之批评，吾侪盖袒郑樵。樵从编纂义例上论断代之失，其言既已博深切明（看原文）。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苦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书为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是故南朝不得不谓北为“索虏”，北朝不得不谓南为“岛夷”，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著晋史者势不能不称为贼，而虽以私淑孔子自命维持名教之欧阳修，其《新五代史》开宗明义第一句，亦不能不对于积年剧盗朱温其人者大书特书称为“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也。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此，而今者官书二十四部，咸率循而莫敢立异，则班固作俑之力其亦伟矣。
章学诚曰：“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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