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译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
《汉书·艺文志》 11部 425篇
《隋书·经籍志》 81 7部 13 264卷
《旧唐书·经籍志》 88 4 部 17 946卷
《宋史·艺文志》 21 47部 4 31 09卷
《通志·艺文略》 23 01部 3 76 13卷
（图谱在外）
《文献通考·经籍考》 10 36 部 2 40 96卷
《明史·艺文志》 13 16部 3 00 51卷
（限于明代人著作）
《清四库书目》 2174部 3 70 49卷
（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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