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
庚外国人著述。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巨，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揅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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