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徧，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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