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的意识形态的形成
首先论述意识形态这一题目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比本节以后谈到的其他实际问题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它比隋初的其他问题更全面，对各方面更具渗透性和更抽象。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响，但在已知的任何结果中却很少表现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既是决策者的设想和心理倾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操纵的舆论的组成部分。如同隋朝的其他成就，我们在这里必须考虑它的历史背景。
隋朝的混合意识形态中的儒家因素原为汉儒的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在汉朝灭亡以后政治动乱和分裂的三个世纪中，它们持续未衰。这些内容又分成若干亚传统。最明显的是使帝权正统化的非常细致的礼仪和象征的程序。在前面概述的李德林的事迹中，这一正统被用来灭周立隋，同时以最大可能避免天下大乱。礼部在屡次颁布的律令中进一步发展了它，并使之长期化。表面的和明显的形式是天子遵守的礼仪，其中南郊春祭和在典籍规定的太庙中祭祖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亚传统中，隋取红色和五行中之火；隋帝因此在南郊祀奉炎帝。这是与大汉的另一个象征性的联系，因为汉也以火之“德”进行统治。这些联系以及一切天子应该小心翼翼地履行的礼仪活动，对树立隋帝的统治权，特别对扩大隋帝对包括陈朝在内的统治（那里仍热诚地保存汉朝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思想的第二个亚传统是在道德和伦理制度方面。大部分苏绰遗留的传统关系到政体和社会全体的道德完善。杨坚很快放弃了北周设置的古代官职称号，但强烈地支持儒家主张的伦理原则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在隋代初期，王朝就对其行为成为儒家德行榜样的人加以褒奖：恪尽孝道的子孙和不再娶嫁的鳏夫寡妇被豁免课税和劳役。孝道——等级秩序的基础——对杨坚尤其有吸引力。苏威弓佣其父苏绰之言，大意是人们若读一卷《孝经》，就足以树立本性并足以治国。［1］ 不久，据说杨坚命令他过去的一个支持者阅读《孝经》，因为此人误入魔道，并有不孝行为。杨坚在与李德林最后决裂前的一次争论中，与往常一样大发雷霆，他喊叫道：“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据古典籍，“五教”为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2］
第三个亚传统为古典学识。如上所述，杨坚有反智力的倾向，不大利用不能直接用于促进帝国社会和道德的完善、不能用于天子履行的礼仪职责或不能用于培养有能力行政官员的那种儒家思想。他迫切需要有文才和献身精神的官员来为他的新集权官僚机器服务，而儒家的经书课程是培养文才的标准途径。儒家的经书又是政治思想的基础；它们包含了论述政策的立场和论证的基本内容。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杨坚一再降诏以吸收才德兼优之士进入他的官僚集团；他奖励具有古典学识之人，命令诸州各选拔三人（工匠和商人除外）来京师深造、应考和任职，要求各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之人。［3］ 但他似乎对结果深为失望。601年阴历六月，他下令关闭大部分讲授儒学的学堂。诏令的部分内容流露出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它写道：“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库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4］ 据《隋书》，同日，颁舍利于诸州。
本章的前几部分已经叙述了佛教渗透于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并指出佛教对杨坚及其心腹一生的强烈影响。在隋朝的混合意识形态中，其佛教倾向即使不是主要的，也必然是强有力的。杨坚曾在北周担任官职，曾看到武帝从574年起大力推行消灭佛教、道教和一切儒家典籍没有认可的宗教仪式的措施。僧侣和道士都要还俗，同时他们的庙宇、经卷和偶像都被销毁。杨坚和他的妻子曾经庇护一个当过他幼年时代老师的尼姑，当武帝命令进行镇压时，杨坚很可能在被征服的北齐某地任职。他可能看到了受镇压影响的各种集团中的不满情绪日趋增长的情况，这些集团是：还俗的僧侣，他们的生活方式已被明文禁止；俗家的施主，他们对僧道和寺观的施舍和朝圣已成为其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和渴望超度的表现（其中有许多有权势的文武官员）；最后是大批靠佛门寺庙为生的绘画人、工匠、抄经者和供粮者等。578年阴历六月武帝死后，排佛活动稍有放松，但直到杨坚立隋时才停止；最后佛教又得以振兴。
对杨坚和隋廷大部分官员来说，佛教只是个人信仰；这里的问题是，佛教在混合的意识形态中起什么作用。作用之一是，它成了辅助性的法律。儒家传统以其所有的礼仪和象征的说法使杨坚成为天子，而佛教则具有创造上苍恩宠和赐福的理想统治者形象的丰富的民间传说。有许多把杨坚与这一形象联系起来的文字，以下为其中一段：“又皇帝大檀越，虽复亲综万机，而综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5］ 文帝的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活动都突出了他作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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