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户籍登记册的官员本人也渴望拥有土地，并且贪婪成性。其中的大部分人更可能破坏而不是维护这一制度。
这类制度在任何政体开始时都能最顺利地得到实施，因为当时从过去敌对的争夺皇位的人和没落的社会精英那里没收的土地使皇帝能得到大量的来源以供分配。隋朝也不例外。但早在592年，在人口较多的地区保持原先慷慨的分配数量（原先旨在使空地得到耕种）的困难出现了。文帝在这一年已注意到中央各地人口过多和粮帛缺乏，并且批驳了大规模移民的建议，于是派官员去平衡拥有土地的数量。在人口较多的农村，男丁只能得20亩。而不是582年法令规定的80亩。我们可以猜想，豪门和佛寺除积累的土地以外已经开始兼并可供长期分配的剩余土地。这是唐帝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它最后促成了均田制的废弃。
但是隋制的实施可能很细，582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平民缴税和服劳役应根据他们拥有或占用的土地。当时隋朝的标准税率分为三种：一、田赋每年每户纳粮三石；二、缴纳规定宽度的丝帛或麻布20尺（以前为40尺），外加丝絮三两或麻线三斤；三、男丁一律每年服劳役20天。第一、二两种税分别向男丁耕作的露田和向劳动妇女开征。第三种的对象为男劳动力。17岁以下或59岁以上的男人、有官阶和爵衔之人和堪作儒家品德表率的人都免除这些义务。［37］
税制的大部分漏洞与记录的弄虚作假有关，例如，男丁假报为“婴儿”或“老人”；假造户籍，虚报其大部分成员为“奴仆”以逃避纳税和徭役。585年，文帝命地方官员调查户口登记。如果所报不实，地方里党之长将受发配远地的惩处。这些措施还规定在户主名下逃避纳税和服劳役的户主的远亲应另行登记而为户主。通过这些措施，税册增加了1641 000个纳税人。②
大约就在此时，高颎向文帝提出纠正地方里正、党长弄虚作假的措施，这一建议被文帝批准；高颎坚持，由于这些人的上下其手，官府不可能取得纳税臣民的正确名单。他建议拟定一种标准的表格以记录税收，而视察的官员每年正月初五去地方，组成以三或五个党（每党125户）为单位的团，并根据标准的表格把诸户及其纳税义务加以分类。［38］
隋的财政政策以向农民征收粮和织物的实物税为基础，国家根据均田制，争取确定土地的可行的产量。通过地方行政的改革，隋争取实行有效率和比较节约的管理，直至县的一级。但整个制度的运转取决于能否对农村人口保持某种控制，而农村人口，举例来说，也自然而然地一有可能就设法逃避税收和劳役，隐瞒非法获得的土地，囤积和隐藏余粮。582年颁布的新法令采用经过长期考验的方针来处理这一问题，办法是设立地方组织，每个组织各设一负责人，最小的单位为保（五户），最大的为党（125户）。更大的地方单位为乡（500户），于589年出现，以取代许多被撤消的小县。设立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在集体受制裁的威胁下进行互相监督，以防止违法行为，特别是逃避税收和徭役的行为。隋一度授权乡长裁决他们所辖的户之间的诉讼。这一措施在590年被取消，因为事实表明，当时它引起了循私和受贿的弊病。我们没有掌握这一互相监督的制度准确实行的材料，但我们应注意到，上述的地方上各种税收登记和税额分配的责任名副其实地落到了由户组成的各级地方单位的负责人身上，而且法令规定渎职者要受罚。也许不妨采取这样的看法，这个制度证明是有效的——当然要付出许多人命代价；它还有助于增强隋文帝的财政实力。
除了这一精心制定的制度外，隋朝还在585年和596年命令建立义仓网络，规定农户平均每年向义仓缴粮0.7石。关于这一地方单位（社，汉代为25户）的规模、社司的性质和职能以及这一制度实行的有效范围，我们都不清楚。但我们知道建立义仓的目的是在歉收之年为地方提供救济粮，而且后来它们确用于这一目的。总的是，它们提供了一个粮食储备的主要网络，以补充政府用来储藏以后使用的税粮的五大粮仓之不足；在隋朝鼎盛期，义仓藏粮在1000万石与“数”百万石之间。杜佑在评论藏粮、缴税的布帛和其他商品时指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39］
继承的兵制及其改革
与其他事物一样，隋的兵制大部分继承以前的北朝。我们应该记得，北魏（386—534年）在一次大动乱后被推翻，结果在北方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政体：东魏和西魏。它们的后身分别是北齐和北周，两者为争夺北方的霸权而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直到577年北周战胜其东面的敌人时为止；这就强行重新统一了北方，并使篡夺周的权力和创建隋政权的人在四年以后继承了统一的局面和一个组织完善的军事机器。隋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使用武力在589年打垮了虚弱的陈朝，以后随着全国的平定，它又进行了逐步使政府非军事化和减少现有军队的改革。到了隋末，由于远征高丽的需要，这一趋势完全逆转；远征招致了隋的灭亡。
6、7世纪最有争议的制度之一为府兵制。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的府兵并非民勇，而是一种很特殊的“地方管辖的部队”。我们必须先回头简略地叙述一下北魏和北周的历史，以便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情况。在北魏的最初几十年，它已在北部边境一带部署了部队，以确保魏帝国的防务和不致受游牧部落敌人的侵袭。根据北魏的军事传统，沿边境的各部队都从有声望的部落抽调，其将领往往是鲜卑贵族。这些由世袭军人组成的精锐程度不一的部队常常通过部落或准部落的纽带而与其将领发生关系。北魏的汉化在这些部队中引起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一些一度趾高气扬的部队仿效汉人，成了罪犯的渊薮、贪官污吏的温床和既无地位又有叛逆心理的社会阶级。这些边境人民对在洛阳的北魏新都（从494年起）受恩宠的同族弟兄的叛乱究其本源是一次社会叛乱，历史学家称之为“六镇之乱”。叛乱始于524年，它蹂躏了华北平原，瓦解了北魏的社会结构，结果产生了两个敌对国家。其中之一的西魏534年建于古关中平原（陕西省南部），那里是征服中国的传统跳板。
西魏王朝的创建人宇文泰（505—556年）有意识地把关中用于这一目的，并且很快采取步骤去组织其军队。从一开始，他就仿效北魏的军事模式。他的规模不详但可能主要是鲜卑军人的近卫军驻在京师（长安），是归魏主直接指挥的中央军。这些军队西魏打算用作打击力量。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们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特别是王朝在543年惨败于东魏之手后更是如此，当时估计折将四百，损兵六万。这次惨败迫使西魏求助于汉族的人力资源；同年，它开始主要从陕西和甘肃征募汉族的乡兵，以补充自己缺额的军队。这些兵不单纯是应征的农民，而且还是当地汉族豪强已经组成的地方部队的士兵，虽然他们的职责完全是地方性的。经过新的征募，他们成了西魏兵制的组成部分，而归96个仪同府管辖；这些仪同府又组成48团和24军，各有相应的分等级的指挥结构。［40］ 早在唐代，学者们已认为这种组织是府兵制的开始。［41］ 这一论断有一定道理，因为仪同府的军队确为地方控制，虽然它最初是中央指挥结构的组成部分。但以后我们将谈到，府兵制的性质变化很快，所以有关它的性质的任何概括必须慎重对待。
西魏继续征募汉族地方军，主要的两次是在546年和550年。汉族士兵在西魏军队中占了压倒优势，以致未汉化的鲜卑领袖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协助鲜卑族将领保持其地位。549年，在5世纪末大力汉化时期已经采用汉姓的边境非汉族精英，奉命恢复原来的部落姓氏。554年王朝命令，凡其家族在北魏汉化时期被授予汉姓的军官恢复鲜卑姓，甚至汉族将领也要采用鲜卑姓。此外，某个将领麾下的士兵也都应以该将领之姓为姓。［42］ 这一旨在恢复传统鲜卑族部落关系的企图表现了异族王朝对丧失自力更生以后被迫依靠汉人资源这种内在危险的关心。［43］ 这当然是任何征服王朝必须设法摆脱的困境。
556年，宇文泰死后一年。西魏被北周接替，如上所述，后者恢复了中国形式的政府。恢复部落方式的进程告终，军队甚至更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军队主要通过设立许多仪同府而扩大了。此外，京师在周围构筑了一个防御要塞体系。这一强大军事体制的控制权并没有掌握在武帝宇文邕手中，他只控制一支小近卫军。军队的真正的统帅是武帝的堂兄弟宇文护，他作为丞相，还控制了文官政府。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他决定王朝的一切军务。他甚至从近卫军中抽调大批士兵驻守自己的宅第。573年，武帝下令暗杀宇文护，终于重新控制了政府。两年后，为了准备对北齐进行迫在眉睫的征战，他命令军队来一次大动员。汉族士兵又被就地征募。但这一次王朝不是从建成的汉族部队吸收，而是在普通农民中征集。［44］ 武帝又命令在文官当局的名册中勾销新入伍士兵的姓名；同时，为了加强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他又下令从此称所有的士兵为侍官。这些士兵免除一切规定的税赋和徭役，并且先于唐代制度，必须定期在京师服役。征募工作是成功的，正如史籍所述（当然有些夸张），“是后夏人半为兵矣”。［45］ 这样征募的地方军充实了24军，并在北周于577年武力重新统一北方时起了一定作用。我的“起了一定作用”的提法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24军的士兵——即府兵——只是20万名重新统一全国的大军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可能是最精锐、最有纪律的一部分。军队的其余部分则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新近投靠北周的草原民族部队，以及从陕西、甘肃和四川征调的部队。胜利的成果之一是强迫东部平原的四万户世袭的军人家庭在关中定居。
胜利后四年，隋朝建国者接收了北周政权及其兵制。但在他执政的早期，他就下令对皇帝亲自指挥的军队进行一次大改组。当575年宇文邕命24军的全部士兵都称侍官并归皇帝亲自指挥时，他们的人数当然已经激增。但他并不打算把这些部队并入其正规的近卫军中。杨坚把它们全部改组成4个卫和8个府，从而改进了这一笨拙的双重制。［46］ 除了中央指挥机构外，他还在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设立总管府，它们各自全面管理一个区（有的包括几个州，有的超过10个州）。这些地区由中央任命的高级将领负责；有时被任命的将领兼任他们所辖区的文职行政长官。
与以前的王朝一样，隋朝京师的12个卫和府由鲜卑族上层和军事化的汉族家族的将领指挥。山崎宏对隋朝军事精英的组成作了分析，现将其结果略述如下。他只考察了12个卫的60名其官品相当于六部尚书的大将军，发现在整个隋代，汉族（可能其家庭受鲜卑族军事传统的强烈影响）占53.3％，非汉族占40％，其余人的情况不详。在这60名大将军中，曾为北周效劳的不少于52人，他们之中的46人的祖或父都曾为北魏（7人）或北周（39人）效劳。这些数字证实，北周军事精英对隋朝的兵制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考察这些将领的籍贯时，发现他们的分布比高级文官更广。26人来自陕甘区，24人来自东北，5人来自南方，其余的人不详。南方的将领在王朝后期出现；他们不是出身于南方的军人门第，而是靠功绩取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在王朝最后几年，他们奉命指挥炀帝为远征高丽而召集的南方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关中和华东之间籍贯的分布比较均匀，这可能反映所需的将领要“了解”来自驻守各地的部队中的士兵。［47］ 这又促使我们去注意人力资源的问题。
隋朝中央军事机器征募的府兵兵员最初的来源有二：一、世代当兵的军户，同于北周府兵制中的军户；二、被选出专门供应兵员而无徭役义务的普通户。对征集的不同兵种的服役期长短和次数不完全清楚，但当正常动员或临时紧急动员时，京师的军队显然要从地方统辖的军队中抽调兵员，而不使用未经训练的服劳役的人。这一早期的隋制因它利用世袭的军户和地方的军事组织而与早期的府兵制有渊源关系，但由于590年的法令，它与过去的关系被冲淡了；所以这一法令标志着隋代军事史的分水岭。
专家们对此法令中的某些内容有很多争论，但其重要的部分似乎是明确的。文帝在谈及近期内战的灾难时，哀叹任意动员兵力的弊病及被征入伍的人及其家庭因此所受的苦难和生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