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至江都。他留下官员负责北方，即帝国的中心，但他本人则永不复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617年，他的两个孙子被北方的对立叛乱者拥立为他的继承人，其中之一给他一个响亮的空头衔——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尽管有着这次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期，但在经历了最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之后隋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1］ 《资治通鉴》，卷181第5645页。关于人口数字的解释已有大量讨论。见毕汉斯：《公元2至742年中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19（1947年），第160—161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1961年），第289—301页。
［2］ 《隋书》，卷25第717页；白乐日：《中的刑法志》，第91页。
［3］ 《隋书》，卷3第64—65页。
［4］ 《隋书》，卷75第1707页。
［5］ 《资治通鉴》，卷182第5694页。
［6］ 杨联升：《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年），第203—204页。
［7］ 《资治通鉴》，卷181第5636页。
［8］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1914年），第5页。
［9］ 《隋书》，卷24第686—687页；白乐日：《中的食货志》，第54—55页。
［10］ 《资治通鉴》，卷181第5641页。
［11］ 《隋书》，卷67第1580页；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页。
［12］ 《隋书》，卷4第79—81页。
［13］ 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43页。
［14］ 《隋书》，卷4第86页。
［15］ 《隋书》，卷4第86—87页；山崎宏：《隋之高句丽远征与佛教》，载《史潮》，59（1953年），第1—10页。
［16］ 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第32—34页。
［17］ 《隋书》卷4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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