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
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亲密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来悔恨不已。
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 644年秋，开始精心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丽的郑元?。虽然郑元?告诫太宗，唐军将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满胜利的信心。［43］
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实际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因为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靺鞨或与日本联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
645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趋辽东，［44］ 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45］ 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标。但看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
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经过两个月的无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罗。647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一样，唐军在牛进达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位皇帝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46］
648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47］
当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
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在中国极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可能是请求中国帮助抗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943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48］
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世纪发现的781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可能是罗本〔Reuben〕）在635年曾来唐并受到太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经典译为汉文。
［1］ 《唐会要》，卷46第824页。
［2］ 《唐会要》，卷46第824—827页。
［3］ 《资治通鉴》，卷193第 6089页。
［4］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5］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6］ 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7］ 《帝范》，卷1第3—8页。
［8］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年），第23—41页。
［9］ 《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10］ 《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11］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12］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13］ 《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14］ 《旧唐书》，卷3第42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15］ 《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16］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17］ 《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18］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19］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20］ 《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21］ 《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22］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23］ 《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24］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25］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2.2（1935年），第28页注19。
［26］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27］ 《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 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28］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29］ 《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30］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31］ 《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12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 59页。
［32］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年），第 62—83页。
［33］ 《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34］ 《魏郑公谏录》，卷 2第13—14页。
［35］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36］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37］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38］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39］ 《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40］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41］ 《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42］ 《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43］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44］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45］ 《资治通鉴》，卷197第6220页。
［46］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6262页。
［47］ 《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48］ 《唐会要》，卷35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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