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学校。数学考试与原有的两种考试一样，是专为低级官员和庶民的儿子举办的。但在658年，所有的专科学校和专科考试都停办。662年它们又在雇佣其中举者的政府部门的控制下恢复：大理寺管法律学校，太史局管数学学校，秘书省管书法学校。671年，这几所学校可能又变成了国子监的一部分。［11］
科举考试仅仅使中选者得到当官的资格（出身），但有更多的人通过其他途径也得到了这种权利。例如，在657年，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三倍于他们能得到的官职。为了从取得当官资格的人当中选人担任实职，选举制被采用了。如同太宗时期和高宗初期，这项制度带有极大的随意性。669年，裴行俭制定了实行选举制度的详细规定，这项规定在唐朝其后的时间决定了官员的选拔和升迁。［12］ 据说武后用“糊名”来确保选举制度的客观性，这样，候选人的身分和社会出身就不能影响选拔的结果。
科举制本身在681年也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改革，从而再次确定了唐朝其后时间的科举形式。直到此时，“明经”和“进士”两科考试已变得非常相象。两者都是让应考人完成专题文章，只是题目不同（明经科考经书及其注疏，进士科考政治事务）。681年的改革给两种考试带来了彻底的变化。明经科此时要求完全掌握经文（678年以来它包括道家的《道德经》，也包括传统的儒家经籍）及其传统疏义。它基本上成为一种强调死记硬背的考试。新的进士科也要求有一定的经籍知识，但不那么详细；另外要求考生依式写出诗赋等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写政治和哲学论文。从此以后，进士功名的取得比明经困难得多，因而其威望也远高于后者，而在以前，人们则更重视明经的资格。［13］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14］ 在以后各朝，殿试几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因此，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
高宗实行的建设新都、不断扩大官僚队伍、尤其是经常进行大规模征战等等政策，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压力。
高宗的主要的财政问题是太宗时期早就遗留下来的。人头税这一基本税制如果要有效地推行，就需要详细登记一切户口，以确定谁该纳税。在隋朝，609年登记的超过900万户；太宗时期已不到300万户。［15］ 这种惊人的锐减不是由于隋末唐初内战时期人口大量死亡，而纯粹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对人口进行全面的登记。甚至在高宗统治的初期，登记的户数也只有380万户——当然这远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16］ 可见有近逾一半的人口未被登记，因此就不纳税。高宗像他父亲一样，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在654年和677年对登记制度进行了几次小的改进，基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对税制没有进行改革，虽然帝国的某些地区获准以谷物以外的货物纳税，以减少漕运到京师的费用。后来656年，政府又试图消除黄河三门峡引起的运输堵塞，和开辟从东北部平原运漕粮去长安的更方便的路线，但未能奏效。［17］ 672年沿渭河流域通往长安的河渠得到了改善，［18］ 但往长安的谷物运输仍又费钱又费工。
随着行政费用和官方消费的增长，国家的经济形势从整体上看已经恶化。太宗时期一般来说是繁荣和物价低廉时期，这种情况延续到7世纪60年代初期。但是，在此以前，官铸货币明显地供不应求。大规模的私铸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基础最牢固的长江流域更是如此。660年政府曾试图折价收买私铸币，［19］ 但不论这个措施也好，或者对私铸进行前所未有的严惩也好，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666年，情况恶化到了危机的程度，当时政府不顾一切地企图满足压倒一切的财政需要，有意识地降低新铸铜钱的成色，让金属含量与一般铜钱相同，但其面值却大了十倍。［20］ 但随后出现的对贸易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致新币在发行的第二年年初就被收回，这个考虑不周的措施严重地搞乱了经济。［21］
高宗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22］ 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23］ 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24］ 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高宗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有这一总的失败，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25］ 太宗时期设立的义仓也保留下来，作为对付本地饥荒的安全措施。651年以后，义仓储备粮的征收基础是各户财产的估算数额，而不是耕地面积，这可能是在税册中的土地材料不完备的缘故。［26］
［1］ 《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2］ 《唐会要》，卷39第701—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5—7页；《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471页。
［3］ 《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1页。
［4］ 《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5］ 《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1页；《文苑英华》，卷464第7—8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6］ 《旧唐书》，卷50第2143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8页。
［7］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8］ 《旧唐书》，卷81第2751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9］ 《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第8页。
［10］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11］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7年），第454页，注8。
［12］ 《唐会要》，卷74第1347页。
［13］ 详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
［14］ 《唐会要》，卷76第1386页。
［15］ 《册府元龟》，卷486第11页。
［16］ 《唐会要》，卷85第1557页；《册府元龟》，卷486第12页。
［17］ 《唐会要》，卷87第1595页；《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18］ 《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
［19］ 《旧唐书》，卷48第2095页；《唐会要》，卷89第1623页。
［20］ 《旧唐书》，卷48第2095页；《唐会要》，卷89第1623页。
［21］ 《唐大诏令集》，卷112第582页。
［22］ 《册府元龟》，卷504第5页。
［23］ 《通典》，卷7第40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10页。
［24］ 《旧唐书》，卷48第2095—2096页；《唐六典》，卷22第29页；又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90页注8。
［25］ 《唐六典》，卷20第19—22页；《旧唐书》，卷44第1890页；《唐会要》，卷88第1612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页。
［26］ 《唐会要》，卷88第1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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