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年初期，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十年之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能干。［20］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因为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21］ 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订了律令，［22］ 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和平民都获准自荐。［23］ 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24］ 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的书目。⑥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世纪30年代几乎高达百倍。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和678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依靠一些权宜措施去解决问题。684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25］ 687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26］ 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存在。［27］ 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28］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29］ 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30］ 甚至这些人也不热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31］
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32］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33］ 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34］ 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痛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35］ 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护人！［36］ 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④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六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1］ 《资治通鉴》，卷203第6417页；《旧唐书》，卷87第2843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2］ 全文载《全唐文》，卷96第11—16页；《文苑英华》，卷463第6—11页。
［3］ 《旧唐书》，卷94第2993—2994页；《新唐书》，卷123第4367—4370页。
［4］ 见杨联升：《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47—61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页。陈寅恪文引了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5］ 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页。
［6］ 《旧唐书》，卷190上第5006—5007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第1—2页；《文苑英华》，卷646第11—12页。
［7］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6—6427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8］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5—6426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145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9］ 《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10］ 《资治通鉴》，卷203第6439—644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8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唐书》，卷186上第4840—4842页。
［11］ 《唐会要》，卷53第956—959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7—6438页。
［12］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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