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1年），第140页以后。
［13］ 《旧唐书》，卷57第2296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44页。
［14］ 例如，见《旧唐书》，卷186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页。
［15］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2—6513页；《旧唐书》，卷57第7页；卷186上第4849页。
［16］ 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17］ 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页。
［18］ 《旧唐书》，卷85第2817—2820页；《新唐书》，卷113第4188—4192页；《通典卷169第894—897页；《册府元龟》，卷616第1—8页；卷617第13—16页。
［19］ 《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
［20］ 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第271—300页。
［21］ 《唐会要》，卷73第1309、1315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5页。
［22］ 《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3页。
［23］ 《册府元龟》，卷639第20页；《通典》，卷15第83页；《唐会要》，卷75第1376页；《唐会要》，卷76第1390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24］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107—149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25］ 《唐会要》，卷91第1652页。
［26］ 《资治通鉴》，卷204第6445页。
［27］ 《全唐文》，卷96第16—22页；《文苑英华》，卷463第1—6页。
［28］ 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48—6449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29］ 《旧唐书》，卷76第2661页。
［30］ 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31］ 《资治通鉴》，卷204第 6449—6452页，载于《旧唐书》卷64第2431—2432页和卷76第2661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57页。
［32］ 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1967年〕，第89—94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33］ 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 6〔1936年〕，第5—42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年），第339—342页。
［34］ 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年），第685—761页。关于佛寺，见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年），第25—31页。安东尼奥·福特的《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35］ 《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第1107页。
［36］ 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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