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最重要的官员。［14］ 到7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大力反对这一倾向，似乎常常只把自己看作是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统的框框。
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七年。从684至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岁以下被任命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担任宰相的三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七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697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思慎赋》。
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15］ 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16］ 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17］
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苦；在690至694年期间，超过35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692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18］ 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礼仪。［19］ 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的禅宗。［20］
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21］ 武后显然看到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22］ 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705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决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括浮逃使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23］
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至704年，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24］ 造成国库真正严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他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25］ 在他的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26］ 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
这场叛乱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以来，一直平静无事。［27］ 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28］ 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镇”撤出。
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29］ 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30］ 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31］ 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32］ 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33］ 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34］ 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无阻拦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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