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与吐蕃和契丹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宇文融既害怕他拥有的很大的兵权，又担心他对皇帝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还可能防备他会加强萧嵩的政治地位而对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对付张说的办法，安排御史李寅弹劾李祎。但这个御史预先通知了李祎，李祎立即上奏玄宗。当李寅后来将弹劾状呈上时，皇帝怒加驳斥。信安王未受非难，宇文融反而被贬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担任宰相只有100天。［43］
在愤怒中贬黜宇文融后，玄宗才意识到他已没有能为帝国理财的大臣。于是他召见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们提出贬黜宇文融后应采取的措施。其余的宰相无言答对，但他们意识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职，对他们的权力依然是一个威胁，于是急忙揭露他组织私党和他儿子的所谓受贿行为。他再次被贬往岭南担任小官，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政敌们也不放过他。一年多以后，司农寺指控他727年在一州的任职期间大量贪污。他被削职和发配至今广西的一个边远地区。他病死在途中。［44］
萧嵩和裴光庭的内阁（729—733年）
在稳妥地清除了宇文融之后，萧嵩和裴光庭仍牢牢地控制着朝廷，虽然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730年，裴光庭采用一个改革“选”制的措施。当时实行的那一套复杂规定原来是他父亲裴行俭在669年推行的。但多年来在任命重要官职时，个别有才之士——特别是有文才的人——是主要的考虑对象，而资历和漫长的任职期则被忽略。此外，吏部的官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对京畿区的高级官职作重大任命，而忽视了对远为众多和同样重要的地方低级官职的任命。裴光庭此时对所有官职推行一种“循资格”的制度，同时命令对胥吏担任流外官的任命应由中央政府详加审查。［45］ 这些措施部分地似乎是自713年以来企图完成的把地方官员像中央政府官员那样置于严密控制之下的工作的继续。它有利于无数从胥吏起家的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但这一措施又打击了选拔中举士子精英队伍的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它使后一种人为之哗然，他们的最年长的代言人、退隐的宋璟极力反对新措施。但抗议未起作用，这个措施得以推行，中式士子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713年，皇帝自己的侍从也开始制造问题。玄宗不但深受外廷官员中的宠臣的影响，而且也受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影响。前文已经谈到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姜皎在722年毁灭的过程。后来，皇帝对另一个类型迥异的王毛仲［46］ 也备加赏赐和宠爱。王毛仲是一个出身寒贱的职业军人。他有高丽血统，7世纪高宗远征时他的家族沦为奴隶，当玄宗为地位较低的王子时，王毛仲成了他个人的奴仆。王毛仲在协助玄宗打击太平公主后，得到了厚赏、最高的名义职务和禁军中的一系列任命。在8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为军队骑兵筹集军需时成绩卓著。729年他娶禁军中另一个名将之女为妻。朝中的几个大臣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做会使他控制宫中禁军和北军的权力过大，但玄宗不予理会。730年，他与北军中一批将领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利用他个人对玄宗的影响肆无忌惮地进行一切非法活动。王毛仲本人要求担任兵部尚书。皇帝的拒绝使王毛仲大为不满。
同时，王毛仲又与跟玄宗关系密切的宦官集团发生冲突。宦官中的高力士乘机向玄宗进言，指出王毛仲及其一伙将领构成的威胁，他们一起控制着京都最强大的军队——北军。玄宗开始行动了；731年初王毛仲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几个同伙将领被贬往边陲的道担任次要的职务；以后不久，王毛仲奉命自尽。［47］
这一行动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军的力量。它还助长了日益成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权势。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力士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皇帝忠实可靠的奴仆，［48］ 所以在玄宗时期，宦官不可能像以后几朝那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裴耀卿：运输改革和营田
730年，重大经济政策的新倡议者裴耀卿［49］ （681—743年）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他出身于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时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睿宗的王府工作，后又在各地方任职，有突出的政绩。729年，经宇文融的荐举他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随之被贬黜，他似乎没有到任。730年任宣州（今安徽南部）刺史时，他上疏详细陈述应如何改造长安运粮的运输体系，即把通往京师的路线分成若干站，以免边远的府的税粮船必须全程进京。［50］ 玄宗对此未采取行动；但731年朝廷又被迁往洛阳一年，供应长安的问题显然现在非得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可了。
730年，裴耀卿又提出解决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已部分解决的“逃亡”户问题的建议，办法是命这类户按村社在空地或未开发之地定居，并让它们按边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组织营田。这些营田在逃亡户居住地建立；如果当地没有土地，这些流浪者就被运往待开发地区。这一计划与所建议的运输改革一样没有被采用。［51］ 但裴耀卿提出的这两项计划在几年后实现了。
同时，萧嵩和裴光庭在后者于733年死去前继续掌权。萧嵩（其子娶一公主为妻）荐举王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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