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49］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五十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50］ 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自746至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
［1］ 传记载《旧唐书》，卷103第3195—3197页；《新唐书》，卷133第4555页。
［2］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
［3］ 关于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4］ 《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5］ 见《唐会要》，卷36第657—659页。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第183页），并向全国颁布。735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第16页）；743年御注被重编。
［6］ 见《唐会要》，卷77第1403—1404页；《唐摭言》，卷6第6页；《旧唐书》，卷9第213页；卷24第925—928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7］ 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年），第24—33页；大部分传统史学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家。《旧唐书》，卷9第236—237页。
［8］ 《旧唐书》，卷107第3259—3260页。
［9］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6834页。
［10］ 《唐会要》，卷39第703—706页；《旧唐书》，卷50第2150页。
［11］ 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用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年），第183—201页。
［12］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9页；卷215第6837页。
［13］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页。
［14］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页。
［15］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0页。
［16］ 《唐会要》，卷72第1300页。
［17］ 《唐会要》，卷72第1299页。
［18］ 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21—150页。
［19］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页。
［20］ 《册府元龟》，卷495第23—26页。
［21］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2—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0—4562页。关于他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页。
［22］ 《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23］ 《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24］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25］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26］ 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27］ 《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28］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
［29］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9—3060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9—6350页。
［30］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3—6874页。
［31］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4—6875页。
［32］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8—3232页；《新唐书》，卷134第4564—4567页。
［33］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页。
［34］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6882页。
［35］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197—3201页；《新唐书》，卷133第4551—4555页。
［36］ 《资治通鉴》，卷216第6877—6883页；《旧唐书》，卷103第3199—3200页。
［37］ 《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38］ 传记载《旧唐书》，卷200上第5367—5372页；《新唐书》，卷225上第6411—6421页。关于他的出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页和第82页以后；戴何都：《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叙述安禄山事迹的9世纪初期的著作。
［39］ 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页以下。霍华德·列维：《杨贵妃事迹》，载《通报》，45（1957年），第451—489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第2178—2181页）和《新唐书》（卷76第3493—3496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学杂志》 5.2（1957年），第101—118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年）；《长恨歌：杨贵妃之死》（东京研究社，1962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年），第411—412页。
［40］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41—3267页；《新唐书》，卷206第5846—5852页；关于他的出身，见《资治通鉴》，卷215第6867—6868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5页，注47、48。
［41］ 《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06第6页。
［42］ 《资治通鉴》，卷215第6910—6912页；《旧唐书》，卷105第3230—3232页。
［43］ 《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44］ 《资治通鉴》，卷216第9608—9906页；《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安禄山事迹》（1910年本），上，第11页；戴何都：《安禄山史》，第111—115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6—98页。
［45］ 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1.2（1660年），第47—61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年）。
［46］ 《旧唐书》，卷197第5280—5281页；《唐会要》，卷99第1763—1764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页。
［47］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9页。
［48］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页注87。
［49］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2—6914页；《旧唐书》，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页。
［50］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7—6918页；《旧唐书》，卷106第3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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