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逐牧青海，去塞甚远，中国应夺取城垣紧固的原州城，因为这里是陕西西部极易防守的前沿阵地，也是敌军经过群山入侵路上的要冲。他这个大胆的计划确有独到之处，但被那时的将军们所否决，他们说它是空想军人的纸上谈兵之策。元载的另一个建议是把京城从长安东迁到河中（今山西南部），因为在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对通过汴渠的漕运更加方便，但又不像传统的陪都洛阳那样地暴露。虽然这两条建议都未被采择，但是它们说明元载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这种说法当然不可能核实，因为元载只有少许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计划的要点却在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见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与此同时，元载也想建立一个同李林甫和杨国忠一样的强人政制。他死后被人指责为大刮裙带风，贪得无厌，肆意收贿，嫉才妒能，特别是妒嫉在他上位的少数元老政治家。这些指控当然也决非全无道理。一个典型的手法是他在766年请求代宗批准，让他的官署审查包括御史台在内的百官给皇帝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图自然是在于截留对他本人和对他的政策的批评意见；他也果然得逞于一时。［34］
可惜的是，我们对于元载的政治反对派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对派确实存在，而且随着他使用权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元载770年安排谋害了宦官鱼朝恩以后，他显然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开始对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来皇帝一直不想公开地采取行动反对他。元载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大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楚。公元777年初期，代宗秘密诏令他掌禁军的外甥逮捕元载，草草审理后即判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肢裂，他的富丽的宅第被摧毁，他的家室被屠戮，几个月之后甚至他的家庙也被夷为平地。这样极尽丑诋之能事，甚至最后要完全清除元载的个人影响。这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过人们多么大的反感。对于元载的至亲好友们，皇帝只留下了他年迈的妻兄王缙；不久王缙也在贬谪中死去。
无庸置疑，元载的权势不如唐玄宗时代那些权倾一时的宰相们的权势大。和玄宗的宰相们不一样，元载受制于我们上面讲过的那些新兴势力—一即宦官和财政专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也没有个人掌握过兵权。最重要的是，他虽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时的朝廷的实际权力已大不如前，这是外重内轻的形势和长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况所决定了的。［35］
对于这种尴尬处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责任。他从来不是一位能鼓舞军队士气的领袖人物，而且作为皇帝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从容不迫的风度，让他的动摇的朝臣们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让他们相信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相反地，所有他的战时经验都教育他，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怀疑他的支持者；我们已经看到，朝廷是怎样在对付仆固怀恩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那时转向了元载，并且给他以自由专决之权达十五年之久，但这似乎又是一种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来他不愿意放弃他祖父的那种政治统治方式。他受尽了宦官和财政专家的苦头，看来这也是他两面下注的结果；他不是像他儿子那样自觉地和果断地把他们作为治理国家的权力工具来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样，把他真正的兴趣从政治移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罗，705—774年）的影响；不空是中国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鲁殿灵光，他在8世纪60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名学者和译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肃宗的榜样，从不空和尚那里受了灌顶戒：这是密宗传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录皇帝为不空的弟子。为了回报代宗的虔敬，不空经常代表皇室和国家做法事，替他祷告上苍。不空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译与政治有关的经文（如《仁王经》）和祈愿消灾除难等等。甚至仆固怀恩攻打京师的失败也要归功于不空，因为这位和尚曾为免除外患作过祈祷。这种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义的价值。另外，宰相王缙和宦官鱼朝恩都是他们各自集团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们和元载一样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庙和做法事所花的钱和所表现的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务与唐朝政府之间空前紧密地结合了起来。［36］
当然不用说，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卫道士们的批评。元载死去和他的亲佛教的内阁完结以后，更传统的儒家政治家们在朝政中变得重要了起来。常衮（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为宰相；此人是进士出身，他在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即为皇帝知制诰——而从官僚中脱颖出来。他享有为官清正的声誉，并且着手纠正了元载的某些最严重的弊病，特别是官员俸禄混乱的现象。但他也书生气十足，而且好与人争论；他经常在朝廷中当众与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争论。崔祐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怀念，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以改进吏治的名义让他的许多亲朋故旧当官。这两位大臣常常在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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