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
由于南诏脱离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亚洲内陆的战略均势在8世纪90年代又变得有利于中国。南诏是六个大的部落集团结成的联盟，在人种上是藏缅族，它约从650年到900年统治着现今的大部分云南省。虽然南诏很早就向唐朝进贡，但它与中国的关系在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加强了，那时唐玄宗派特使册封了南诏王。这个国家逐渐提高中央集权的程度，并把国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边的大理。8世纪初期的几位南诏君主自觉地模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禄山之乱以前不久，南诏王可能被中国在他的边界迅速增加行政机构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护府衙门。南诏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国随之而来的讨伐行动。后来由于唐政府越来越专心于对付河北叛乱，南诏就投入了吐蕃的怀抱。南诏统治者向吐蕃称“弟”，他的某些部队也并入了吐蕃的军队。［32］ 自此以后，南诏便成了位于南诏之北的剑南西川（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区之间的边界上）的真正威胁。中国两位很能干的将军崔宁（从767年到779年为节度使）和后来的韦皋（从785年到805年为节度使），在西南边疆对吐蕃和南诏部队打了一仗又一仗。如果他们牵制南诏的努力失败，唐王朝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剑南西川一旦被蹂躏，长安就不大可能阻挡来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钳形夹击。可是，对中国说来很幸运的是，在8世纪80年代末期，南诏对吐蕃的附庸关系在新南诏王异牟寻（779—808年在位）的影响下开始有所削弱。韦皋写了一系列信给大理，希望利用异牟寻对吐蕃人的沉重赋税和征兵压力的烦恼情绪。大约到了792年，唐朝的压力开始初见成效，794年初南诏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主权，而恢复了中国属藩的地位。［33］ 这两个国家在795年联合起来于昆明附近攻击吐蕃军队，并且在韦皋的领导下于801年进军深入到吐蕃腹地。这些重大胜利，再加上坚决反对中国的吐蕃赞普和首相在796至797年期间相继死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面临着牢固的联盟等等因素，促使这个国家放弃了战斗，从而结束了唐王朝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到了805年，新皇帝宪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方面了。
［1］ 例如《新唐书》，卷52第1352—1353页。
［2］ 《文献通考》，卷151第1322页。
［3］ 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年），第17—121页。
［4］ 例如，在范祖禹的《唐鉴》卷12—16中，这种描述到处可见。
［5］ 《旧唐书》，卷130第3626—3627页；《资治通鉴》，卷232第7467—7468页。
［6］ 参照《资治通鉴》，卷232第7490—7491页。
［7］ N.西文：《中国炼丹术的初步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8年），第3章。
［8］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76—79页。
［9］ 《旧唐书》，卷136第3747页。
［10］ 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19第19—21页。
［11］ 山本隆义：《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载《东方学》，4（1952年），第28—38页；矢野主税：《唐代的翰林学士院》，载《史学研究》，50（1953年），第63—70页。
［12］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06页。
［13］ 同上书，第116—119页；《陆宣公翰苑集》，卷22。
［14］ 《资治通鉴》，卷235第7571页；《册府元龟》，卷667第2—3页。
［15］ 《资治通鉴》，卷235第7579—7580页；《唐会要》，卷72第1295页，以及卷86第1582页。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第420—423页、432—434页；唐长孺：《唐书兵制笺证》（北京，1962年版），第102—104页。
［16］ 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34—48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117—143页。
［17］ 《资治通鉴》，卷235第7575页；但可参照《唐会要》，卷24第466—467页。
［18］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年），第100—102页。
［19］ 《资治通鉴》，卷233第7497—7501页。
［20］ 803年打退了一次关于韦执谊和王叔文搞朋党政治的指控，见《旧唐书》，卷135第3732—3733页。
［21］ 《资治通鉴》，卷236第7616—7617页；《唐大诏令集》，卷30第113页。
［22］ 见伯纳德·S.所罗门：《唐顺宗实录》（麻省坎布里奇，1955年）；浦立本：《顺宗实录》，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2（1957年），第336—344页。
［23］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注139—142。
［24］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13页。
［25］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10页。
［26］ 特别是在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认出来的唯物主义成分方面是如此。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1卷，第7章。
［27］ 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载《历史研究》，3（1963年），第105—130页。
［28］ 伯托尔德·斯普勒：《突厥人出现以来的中亚史》，载《中亚史》（《东方学大纲》），第1部分，第5.5章第148—162页；J.R.哈密尔顿：《九姓回纥与回纥人》，载《亚洲杂志》，250（1962年），第23—24页。
［29］ 见V.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中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2.2（1948年）。
［30］ 788年起回纥改称回鹘。——译者
［31］ 布尔达·埃克塞迪：《北庭的回鹘人和吐蕃人（公元790—791年）》，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布达佩斯）， 17（1964年），第83—104页。
［32］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5—677页。
［33］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7—686页；樊绰：《蛮书》，向达的《蛮书校注》本（北京，1962年），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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