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见到它们，不愿意知道它们，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杂务。［14］
这些行动对于严谨的官僚的风纪来说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样，他们对新皇的关于改变供职条件和奖赏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热烈的希望。在唐代，它们包含在每逢国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变年号、皇帝寿诞和重大的军事胜利等庆典——时必发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种被人们忽视的史料，对它们的广泛研究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它们经常包含总的政策声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以及一些关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对贵族、各级官吏、平民百姓——有时也对某些个人——的提升和发放俸禄情况的内容。［15］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号为元和而颁布）确实包含了宽大的让步内容。它确实是宪宗初期热情的某种表现；德宗在他统治的最后13年中没有颁布一次大赦，这个间歇期间之长很有些异乎寻常。806年的大赦令给现职文武官员都颁赐了相应的勋或爵，其中包括神策军和地方军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16］ 对安禄山叛乱后的任何时候特别立过军功的人的儿子都赐以官，对他们的孙子则赐以出身的权利。对于中央和方镇显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给以身后的哀荣。对于安禄山之乱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职的人以及对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间仍然在他们身边效忠的人，也另给荣衔。所有宰相和兼宰相衔的方镇官员（即所谓“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选一子立即当官；这是正式“选”试之外的便宜办法。它还规定在学校内设立100个“学生”的名额以招收无业的文人学士。
至于这些内容有什么实际意义，这还很难说。可能有许多人重复享受某些待遇，但也有些内容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几点：（1）宪宗给了几乎每一位官员以某种关怀；（2）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不满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军事英雄的后裔们也得到了安抚；（3）那些官居极品的人尤其受到优渥；（4）有了定时屡颁大赦令的希望。
这一安抚性的和论功行赏的政策也扩大到某些具体个人身上。郑?（752—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郑?原为翰林学士，曾在805年2月支持顺宗的继位权，后又安排顺宗逊位于其子宪宗。为了酬报他的忠诚，宪宗任命郑?为新设的翰林承旨，后更为宰相。郑?在宰相位内的三年半时间政绩平平。他的任命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经研究无疑就会发现，那时的一些高级任命不乏与此相类似的情况。［17］
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是宪宗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实行了有节制的报复的明智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当然是王叔文集团，如上所述，他们已被斥逐异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的那样，他并未处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围非常谨慎地只限于真正参与过805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历来所为的那样殃及罪犯集团的家属或亲朋故旧。在二王集团以外，宪宗甚至更加审慎。他下令终止了某些确实罪恶昭彰的行为（例如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东南时的淫佚放纵即是［18］ ），但是皇帝显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处理最近的一切坏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因为这样不免有不少挟嫌报复和其他特殊情况会起作用。
在社黄裳做宰相的805年后期和807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皇帝和官僚的新关系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黄裳（738—808年）是原为宰相而又与二王集团关系非常密切的韦执谊的岳父，在通常情况下他不大可能晋位宰相，因为株连同伙向来是一般规律。可是，杜黄裳曾经避免直接卷入二王集团，而且他助长了他的女婿对二王集团的疑虑。杜黄裳之能够官居极品，充分证明了宪宗怀抱着和解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杜黄裳不同于年迈的杜佑（他一直在长安做荣誉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时为止），虽然也同样处于高龄，却享有实权。杜佑很受尊崇，但看来被视为知识界中我行我素的人，而杜黄裳则是传统的经世论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进士，原为战争英雄郭子仪的门生故吏，也是政府许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过吏部侍郎，这在8世纪末年是尚书省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的进士考试。他也有许多直接的敌人。在8世纪90年代中叶他与裴延龄发生过冲突，在德宗的半隐退的时期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在官僚集团中，人们再也选不出比他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的人了。
杜黄裳是宪宗要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的政治推动者，他是第一个在朝廷公开提出皇帝应该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还是应该另辟蹊径的官员。［19］ 宪宗这时对于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仍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西川的叛乱将领刘辟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有周详的准备，但是杜黄裳坚决认为有前车之鉴，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服宪宗任命神策军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因为宦官只会在军事系统和地方机构中间扩散贪污腐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宜于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年中更是如此，［20］ 而在这种场合下，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行家，而不是一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唐宪宗起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至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于恢复外廷在8世纪90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官员。他在783年举进士。此后他任过各种官职，例如做过方镇的幕宾、监察御史、县令、比部员外郎，804年则做过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辞去他的一个官职以抗议京师禁军引起的骚乱。或许就是这个原故，二王集团中的文人们曾在805年请求他就任一个礼仪性官职，他不无识见地置之不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就与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他被委具体地负财政重责。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坚定地要求皇帝对负隅顽抗的浙西节度使李锜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两人普遍被认为是最后促使807年战争胜利的人。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宪宗后来任命武元衡担负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新近收复的西川恢复秩序。曾经俘虏了刘辟的神策军将军高崇文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武元衡在807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经过三年时间把西川安定了下来。
武元衡在813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正是淮西战役即将发动的前夕。宪宗这时并不需要有人来说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问题便主要是搜集情报并发动讨伐（这些任务原是派李吉甫去负责的，但李吉甫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独力承当这些责任了）。成德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这时期也开始明白，中央政府对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势也会使他们的独立地位处境堪虞。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雪片似地发来了互相矛盾的恳请、要求和承诺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节度使又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乱者，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引起了一连串事件。几天以后，当武元衡从长安的私邸中外出准备上朝时，他被一伙骑马的散兵游勇所刺杀。拘捕了成德那时驻长安的几个涉嫌的军士，并以不甚充分的证据给定了罪。皇帝因此极为震怒，没有人能够劝阻他在816年兴兵讨伐成德镇。［2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卢节度使后来被发现才是刺杀武元衡的真正幕后策划者。［22］ 可是，这个鲁莽的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最后却打击了方镇的利益。为了平息815年京城的惊恐，宪宗大奋神威，决心再度惩治方镇的割据主义。武元衡为此而殉职。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为宰相，并最终导致了对淮西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时代一位名宦的儿子。他在二十几岁时以荫庇入仕，后来擢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礼仪知识受到人们的注意。虽然李泌和窦参都很看重他，但他没有得到陆贽的垂青而于8世纪90年代被贬为长江下游几个州的刺史（陆贽的敌人在陆贽于794年被放逐以后任命李吉甫为陆贽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对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报复，但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世纪之交的大约六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可是，他利用离开长安的这段漫长时期去熟悉南方的情况和问题。当他最后回到京师时，他变成了唐帝国最精明干练的行政官员之一。宪宗在805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次年又升任他为中书舍人。李吉甫马上被卷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争端中去。他熟读兵书，又有优异的文职成就，并且对推进四川和浙西的战事给皇帝详细条陈过意见。他洞悉跟吐蕃人谈判的机微窾窍。807年他上呈《元和国计簿》（现在仅存片断），813年又上呈《元和郡县图志》（大部分尚存），另外还著有关于政治史的书籍和一本职官手册。他和武元衡一起推进了几项关于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则是继续建立官僚制度的威信。
在他两次任宰相期间（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814年；他是宪宗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他以主张中央政府应采取进攻性的军事立场而闻名，这在史料中被泛称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态度是切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23］ 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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