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冲突。
李绛也是出身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煊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24］ 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公元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学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恢复对合法组成的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正有很大的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方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25］ 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机却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时对闹独立的方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绛做了河中节度使。有趣的是，他在20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尽管他们的政见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间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们的仕宦经历比起代宗和德宗时代的官僚们的经历来说，要正常得多，而且更加可以预测。而且，重振官员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师实行。宪宗想把方镇的高级职位——特别是节度使之职——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轨道。这不仅会打破军人们对这种战略性职位的控制权，而且也将限制朝臣们只眷恋做京官的习惯。这个过程怎样开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一定与让许多节度使定期轮换之举有关，而这种办法在德宗时代已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从宪宗时代开始直至大约9世纪70年代，原来的宰相们在长安任期届满后可以指望被任命为节度使。例如河东、河中和山南这几个方镇的节度使很可能由京师新近退职的大官来充当，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长安的官员充当。［26］ 在这一方面，中央集权化的利益与官僚出路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而可能有助于9世纪中叶各方镇的政治稳定。
总的看来，宪宗是唐代后期几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誉是当之无愧的。宪宗显然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论坛的庇护人而感到自豪，他说他宁愿多花时间同宰相们讨论问题，而不愿经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27］ 他鼓励朝臣们大胆发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参加重要的辩论，他就会不高兴。他想尽量活跃空气，鼓励朝臣们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内的意识。对于那些经历过8世纪长安的动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宪宗末年的不和谐状态
虽然宪宗君臣的协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合作的程度仍然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紧张状态。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是有记载可查的，它足以让朝臣们知道，没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闲视之的，特别是对专心一意要干这样一番大事业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个人生活——包括内廷事务和他皇室领袖的地位——对于外臣来说更不可轻易地碰一碰。［28］ 但是即令在纯属政府的事务方面，宪宗虽然一再要求和嘉纳直言议事，但他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为职责的言官——御史、拾遗和补阙——就经常因此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他们如果对敏感的问题直言忠谏，就会冒极大的风险。例如诗人元稹（779—831年）在806年上疏请广开言路而备受嘉纳，这无疑鼓励他后来于809年在东川巡视时十分有力地揭发了种种丑闻。［29］ 在这整个时期他树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敌人，而在他的庇护人宰相裴垍辞官以后，元稹于810年便因以东台监察御史身份越权干涉有权势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这种紧张关系在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叶开始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当宪宗有时还能容忍某个宰相的直谏时，［30］ 人们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对国家大政的辩论严加控制，辩论应限制在最高级官员的范围以内。当他的中央集权化的见解已经形成时，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更经常地被视为对他的旨意的冒犯。特别是在武元衡被刺杀以后，无人能劝阻他在东北开辟反对成德的第二战线，尽管这会使在南方讨伐淮西的军情更为复杂。那些怀疑对方镇采取强硬态度的人都被人们劝说应克制己见；例如宰相张弘靖（760—824年）便在816年初辞官而去，因为他知道宪宗不会听从他主张应取克制态度的建议。
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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