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诚知一时公论，于此必多牾。然求之事理，征之史策，准之国家之利病，验之各国之从违，允宜及早断行，以免多生枝节。为时愈久，议论愈繁，则益难于处理。是以不避诟讥，而终甘缄默。谨略献其愚忱，上备圣明采择。”谕旨：“郭嵩焘所奏，不为无见。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将俄国约章。分别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纪泽遵办。原就已定之约，权衡利害，以为辩论改议之地。第思俄人贪得无厌，能否就我范围，殊不可必。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启衅端。若徒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曾纪泽前往俄国，当先将原议交收伊犁各节，关系中国利害，碍难核准之故，据理告知，看其如何答复。如彼以条约不允，不能交还伊犁，亦只可暂时缓议，两作罢论。但须相机引导，归宿到此，即可暂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转使得步进步，别有要求。至旧约分界通商事宜，应修约章，本与交收伊犁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后，当再令左宗棠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办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曾纪泽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拟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无从转圜，请贷其死。谕言：“崇厚违训越权，所议条约，诸多窒碍。经廷臣会议罪名，定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乃近闻外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中国与俄国和好，二百余年，实愿始终不渝，无失友邦之谊。崇厚奉命出使，于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并不向俄国详切言明，含糊定议，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惩办，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第恐远道传闻，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未能深悉，或因误会而启嫌疑，未免有妨睦谊。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著曾纪泽知照俄国，并告以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纪泽以朝论纷拿，虑轻议启衅，乃熟权情势，豫为论列。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麋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日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萏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矣，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日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又奏：“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所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惟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谕，先电闻’等因。臣答电，谓：‘缓索伊犁，系最后一着，须说明是暂缓，非径让。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讫。窃思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恣意要挟，索之愈急，则挟之愈多，暂置不论，自系权衡利害之轻重，而明绝其觎觊之心。查西洋各国，每有因辩论之事，两国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轻于用兵，于是知照该国，且布告各与国，谓：‘某事本国未经应允，特以不欲用兵，姑从缓议。’英人名此法曰：‘普噜太司特。’无论强横无理之国，见有普噜太司特文牍，即应将所议之事，作为暂缓之局。暂缓者，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无期限。遇有机会，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论。此固西人办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国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折中以伊犁边界，不可稍让，全境转可尽让为疑。如用普噜太司特办法，自可免弃地之嫌。惟是伊犁一域，实我要区，暂置不论，终是未了之案。况旧约亦有通商、分界诸事，虚悬未定。是暂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臣愚以为缓索伊犁，姑废崇厚所定之约。总理衙门所论意在归宿到此者，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到榷商，稍予通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臣未赴俄都，并非受俄人之挟制，而妄进通融之说，徒以揆度敌情，熟权事势，稍有所见，不敢不言。请旨饬下原议诸臣妥议具奏。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后已。”谕言：“伊犁系中国土地，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系名正言顺。至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迁就从事，致贻后患。该少卿当就原约各节，妥慎办理。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察看情形，奏明请旨。”纪泽既至俄，俄方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保定约。纪泽请于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议于俄京。既与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及布策，迭次会议。俄言：“全权签约后，无再商者。”纪泽言：“崇厚所许，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国罪使臣，废成约，悖公法。”纪泽言：“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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