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ager und Schutzer der 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
2?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象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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