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只是亵读他们圣洁灵魂的污水。如果这也叫做坚持马克思主义，那恕我不敬，那只不过是患了一种神经衰弱的思想贫乏症。他们的虔诚虽然令人起敬，他们的表现却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既然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应当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它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当然更能兼容当代科学中那些珍贵成果，不管这些成果是由谁创造的。这在原则上难道还容怀疑吗？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有这样的心胸、眼光和魄力。诚然，在历史研究中吸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时，会遇到历史唯物主义同它们如何结合的问题。这确是一个理论上有待探索的新课题。这本论著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它的出版不是为我们探索这个新课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吗？
我不懂控制论，对于历史研究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但我读了这本论著却不觉得隔膜。它在你面前展现的那些历史场面仿佛让你身临其境，可以说就是一个一个活的社会，因而给你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它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层次分明，给人一种清晰感，不会使你如雾中看花，似懂非懂。有些问题，譬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世界罕见的，可是为什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只有政权易姓的改朝换代，却从来不曾有过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说法当然还是有的，那就是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那时农民起义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等等。诚然，这是农民阶级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这种解释如同说古人没有宇宙飞船所以不能登上月球一样，虽则千真万确，难免流于空泛，所以与其说它是什么历史规律，还不如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况且它又怎样与另一个理论，即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相一致呢？正象作者讲的，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就这样陷入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对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或许更有启发意义。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和实际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总是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超的鸿沟，现在该是填平这道鸿沟的时候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体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社会科学正在朝着同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迈步。在这一学术思潮中，我们却迟迟没有起步，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如经济学），中国史研究的大门，好象还不曾有现代科学来叩问过。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否当作代表史学领域这一新潮的初现？我以为是可以的。
一八一六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坛上，开始他的哲学史讲演之前，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羡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深信我们学术界的诸位前辈，要远比这位西方哲学老人更有气度，更能宽容，奖掖后进的热诚会和时代前进的步伐成正比。我和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同辈人，只是他们都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这本论著也只是带有探索性的尝试，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当然难免。行家里手如果有严肃的批评，那也是完全应该、非常有益的。但愿不要因其还有斑疵，就不屑一顾；倘是囿于见闻，斥乏为怪，那就不足为取了。
一九八一年春节于北京东郊新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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