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类大量的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统一的国家学说起到保证各地区的协调的作用。
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而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则符合控制的放大原理。韩非子曾形象地说过，如果一个吏提着壶去救火，不过是发挥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果他持鞭指挥，则能驱使万人去救火。
显然，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时还没有最后成熟，郡县制也没有普遍实行。后两条是在秦汉间才被确立起来的。
秦汉两代建国时曾先后举行过两次特别重要的最高级会议。
一次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26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召开的一次朝廷会议。会议由丞相王绾主持，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参加。会议确定了郡县制为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议定了王为泰皇（秦始皇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制度。自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实行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我国西汉时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个县，清代有一千三百o五个县，县的数量变化不大。这反映了郡县制行政区划的稳定性。
另一次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親自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就是通过这次贤良对策列于上第当了江都相的。据史书记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弃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几年后，儒家借助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获取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显赫地位，成为正统思想。自汉代起，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官僚机构，主要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个别历史时期除外）。两汉名儒，如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张衡、鲍宣、朱邑、任光、郑弘、郑玄、爰迫等都在中央或地方当过官。封建大国依靠儒家国家学说，制定一整套政策法令，用儒生官僚实现对国家的管理，以维持统一的局面。到这时为止，中国封建大国真正比较稳定地建立起来了。
利用一体化的巨大组织能力来建立统一的政府机构，在世界史上大多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就是依靠了从原有武士、贵族、商人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一知识分子阶层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渴望改造日本社会，由他们参政才推行了维新政策。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幻想过由哲学家、学者来管理国家。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实现了这类组织原则。唐代，就有历史学家出席丞相会议的制度。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
2．5封建大国的自发分裂倾向
我们提出一体化结构具有保持中国封建国家的大一统局面的作用，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些世界文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封建大国是怎样瓦解的。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那些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由于各地区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所以不能长久维持统一的局面。即使凭借军事力量一时建立了统一的大国，这种统一也是不稳定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始终是一种对统一的瓦解力量。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世界史中那些封建大国分裂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它们大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军事占领到分封管理领土；（2）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3）军事割据的出现。查理曼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征战，建立了查理曼大帝国后，他即把战争中兼并的大部分土地分封给親兵臣属，实行来邑分片制，规定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受封者死后由国家收回封地，不得世袭。亚洲也是这样。十三世纪印度建立了统一的德里苏丹的封建国家。它同样也是在武力征服后实行分封管理的。苏丹把他所控制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哈斯”，即苏丹领地；另一部分称为“伊克塔”，是苏丹赏赐给封建主的封地。但伊克塔不能世袭，苏丹随时可以收回，受封者还要承担为苏丹服军役的封建义务。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虽然建立了文官制，但也是把大片土地分赐给称作“扎吉达尔”（受封的封建主）”的人，封土不能世袭，扎吉达尔要履行提供骑兵的义务。实际上，绝大多数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封建大国都是依靠分封制来组织和管理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总可以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封建主逐渐把封地变为世袭领地。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中“不可转让”的领地，称作“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硬化，也就意味着地区间联系的割裂，意味着农民对封建领主依附关系的加强。从控制论角度看，各部分之间联系削弱，就是一个大系统解体的过程。
查理大帝国建立不久，公元九世纪初，大部分来邑蜕变为封建主世袭领地，庄园中的生产者——自耕农、半自由民、隶农、奴隶逐渐地融合为农奴阶级，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强。于是，对王权的离心倾向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北印度德里苏丹政府和以后的莫卧儿王国，也都是由于赐封土地变为世袭以后，贵族领主不再服从王权，军事封土制受到破坏，最后出现分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受封者演变为世袭领主、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日益猖獗；另一种是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恩格斯在分析法兰克封建社会形成过程时，曾精辟地指出封建化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我们把这两种趋势统称为封建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贵族化趋势。
随着贵族化趋势的发展，那些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必然瓦解。拥有土地、财富和私人武装的贵族领主，成为军事割据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史中，很多依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封建大国，都是这样衰落、瓦解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统一后不实行分封管理而采用郡县官僚制，是否就能遏制贵族化趋势而避免分裂割据局面呢？那么不一定。日本大化改新是个典型例子。公元645年，日本皇室和部分到隋唐帝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一起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和旧贵族展开激烈斗争，终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大化改新以我国隋唐为楷模，废除了官位世袭，实行郡县制和征兵制。它在经济上也效法我国唐代，实行班田制，把部民解放为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配一次土地，国家对地主和农民征收赋税，死者土地归还国家。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六年一班的制度在贵族化浪涛的冲击下，不得不改为十二年一班，二十年一班，五十年一班。九世纪中叶，国家官员已贵族门阀化，许多庄园获得不输不入权，即不向国家交租税，国家检阅田地和征税的人员不得进入庄园，终于形成一个个在行政司法上独立的贵族领地。这样，日本出现长期的分裂局面。
问题并不在于名义上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国家即使名义上不搞分封制，贵族化倾向亦可迅速使官僚演变为贵族领主，从而导致封建统一国家的分裂。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它最瓦解统一的封建国家强有力的因素；对于分裂割据局面，它却是一种稳定因素。能否维持一个封建大国的稳定，关键在于国家有无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遏制贵族化倾向所导致的分裂趋势，而一体化结构正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2．6一体化功能之一：对分封制的调节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分封制的演变历史。
周代是实行分封制的。周的疆域很大，近年来出土文物表明，现在辽西一带已属于周的版图。为管理这样大的国家，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周代中央王权也有不断衰落的趋势，这与我们在2．5部分的分析是符合的。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我国实现一体化结构的开始，它还很不完善。当时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汉高祖曾大封天下，分封对象是皇親国戚和有功之臣。一种是分封“列侯”，共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但他们只享有税收权，实际上并没有行政权。另一种是分封“诸侯王”，受封者主要是皇親国戚，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当时，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而诸侯王占的郡就多达三十九个。诸王在自己的封地上不仅能征税，而且享有相当大的行政管理权，甚至有任免二千石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的权力，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显然，这种分封制迟早要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果然，几十年后诸王起事，吴王刘濞在封国征兵二十余万，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但是，汉帝国已建立了一体化结构，这就和周代大不相同了。周天子在诸侯势力膨胀时，不得不依靠这个诸侯去打那一个诸侯，其后果是加剧了诸侯间的争斗，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霸主轮流坐桩的局面，加速了中央王权的衰落。而汉代则可以利用一体化的官僚机构来对付分裂倾向。早在吴楚之乱以前，有远见的官员贾谊，在做梁王太傅时就上治安策，疾呼强化中央集权，克服中央皇权与封国“平居不可屈信（“信”意为“伸”）”的局面。他建议众建诸侯、剖分王国，以削弱诸王。汉文帝就采用分地的办法来削弱诸王势力。他采纳晁错关于‘削藩”的建设，用中央军击败吴楚七国的叛乱。此后，汉景帝加强郡县制来遏制割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汉武帝时，汉王朝把直属中央的郡增加到八十多个，将盐铁业从少府改属大司农掌管。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所谓的“推恩令”，进一步削弱地方封国的势力。同时，汉武帝还迁豪强于茂陵，以“内实京师，外销姦滑”。这些措施，推恩是虚，削弱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是实。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夺去了一百0六个贵族的爵位。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体化结构得到了巩固。可见，如果有一体化结构，即使出现了由分封制带来的贵族化趋势，甚至发生了武装叛乱，中央集权政府也可以用一体化的组织力量来削弱并克服它。
我们将西汉时期封户数量的变化制出一图（图2），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侯受封后不断扩充自己掌握户数的贵族化趋势，如abc线所示。如不控制，必将引起分裂割据。而bc线表示汉王朝从公元前160年就开始的夺侯等控制行为造成的实际情况，中央王朝利用一体化调节力量不断削弱了各侯的势力。这个图是很有说服力的。
唐代，唐太宗曾经想实行一种宗室勋贵的州刺史制度，即让上层贵族和功臣当刺史，官职世袭。可是，在殿前会议上，魏征就带头反对，他认为州县制更有利于中央统治。唐太宗不听劝，于公元631年下令执行这种州刺史制度。公元637年，有皇弟、皇子二十一人当上了州刺史，唐太宗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也担任这种世袭的州刺史。立刻，有不少儒臣上书谏阻，而长孙无忌等也表示不愿出京当刺史。唐太宗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于公元639年下诏停止这种制度。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体化调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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