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时，某种可能实行的贵族世袭制度在其萌芽阶段就被遏制了。
2．7一体化功能之二：限制人身依附关系
过去有不少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较弱，是地主经济造成的。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农民的管理权从土地占有权中游离出来了。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似乎还不够全面。土地买卖、商品经济固然可以起到削弱人身依附关系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自耕农地主经济的相对稳定呢？
我们在本书2．5部分阐述过，小农经济具有自发的贵族化倾向，它在经济上表现为自耕农农奴化，使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如不控制，它必然导致自耕农经济的瓦解。正如法兰克王国的农奴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自耕农转化过去的。贵族化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存在的。皇室、贵族、豪门望族和大地主，都在尽力把原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农民和破产逃亡农户变为自己的控制对象，如“私属”奴婢、仆役之类。这种趋势不控制，也会引起自耕农和佃农农奴化。而中国封建大国则一直是利用一体化力量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靠官僚机构括户括民，向地方豪强争夺生产者。
历史事实证明，随着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增强，地主和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在不断减弱之中。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秦律规定，小隶臣“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厩苑律》）。汉代，官僚机构进一步限制主仆之间的依附关系，甚至连报官杀奴也不行，奴婢“犯法”要由国家处置。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除去主人的杀人之威。史书记载，贵族史子回的妻子，因绞杀侍婢，“为人所上书言，论弃市”民西汉末年，王莽的儿子私杀奴婢，王莽迫其自杀。宋代已有法律规定，贵族和地主不能私设公堂，不能对佃农“私第处罚”。北宋七宗天圣年间还发布过这样一道诏书：宣布佃户有退佃的权利，如果主人非理阻拦，可以向县衙门起诉。可见客户在生产上也受到国家保护，不受“抑勒”。宋代出过一件哄动一时的案子：宰相陈执中的嬖妾阿张捶挞女奴迎儿致死，官场竞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当时，朝廷上下，开封府内外，“道路喧腾”。欧阳修、赵抃等纷纷上书弹劾陈执中。赵抃指责陈执中“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要求将凶手阿张“擒付所司，以正典刑”。甚至有人说，陈执中也该杀。一直到他死了，礼官还要说他前事不正，不配享有溢号的光荣。
这一切说明，中国封建社会自从确立了一体化结构以后，它除了采取直接的措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之外，还采取限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出现僵化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措施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这种强大的一体化调节虽然并不能保持自耕农地位不变，并维护着封建剥削关系，但它能遏制领主经济，有效地使他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并稳固发展。
控制论指出：一个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要依靠它们之间的相巨作用、相互调节，才能维持某种稳定状态。地主经济是封建大国的经济基础，但地主经济结构也要靠一体化结构力量的干预才能保持下去。因此，在没有一体化调节下，自耕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它或者转化为领主经济，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处于作为领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也表明，一旦中央控制能力减弱，人身依附关系就会加强，地主经济也就会被贵族化趋势瓦解。魏晋南北朝就是突出的例子。
2．8一体化功能之三：抑制军事割据
中国封建大国的一体化结构，对军事割据势力的抑制是比较有成效的。那时的带兵者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武官，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中国封建社会中开拓疆域、抵御少数民族贵族的扩张以及镇压内乱和农民起义，这一系列战争大多是由皇帝指挥的。而历代开国皇帝差不多都要想方设法除去那些立有战功但又有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军事头目。朱元璋在这方面十分著名。他创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使十几万功臣宿将、文人学士死于皇权专制的婬威之下。据《明史·功臣世表》称，虐伤功臣致使“存者不及三四”。一般说来，武官将领大多具有儒家信仰，“忠君保国”是他们最基本的品质。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军事将领闹独立性和割据往往只是暂时的现象。
人们可能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唐代的藩镇割据。实际上，藩镇在唐代之所以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正由于它是和一体化结构不能相融（自洽）的制度。以著名的魏博镇为例，从公元763年田承嗣当节度使到唐末该镇最后一个节度使罗绍威，共历七姓、十六代。其中军士拥立的为八人，为部下所杀者三人、所逐者三人，共十四人。可见，在这些藩镇中，唐廷中央政府连任用节度使的权力都不能实行了。藩镇不属于一体化结构。宋以后，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都大大强化了，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闹割据是从河北三镇开始的。而河北三镇，恰恰是一体化结构最薄弱的地方。当时，唐代儒生认为河北三镇是不知礼义、以骑射为能事的野蛮落后地区。大诗人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就说，这样一个秀才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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