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佛教对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就不能发生以前那种干扰作用了。
克服干扰源，仅是重建和加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由于魏晋南北朝已经形成一种亚稳结构，即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势力，经济上的类似庄园制的形式，以及佛老玄学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组成互相调节的适应状态，这时，仅仅是克服干扰源就不够了。任何社会结构的演化，必须首先削弱处于旧适应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也就是说，打破亚稳结构要实现如下几个条件：经济结构中推行均田制，破坏庄园制度，限制人身依附关系，把部曲和佃客解放为自耕农；政治结构中削弱贵族门阀势力，维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废除九品中正制，找到能实现一体化的入仕制度；儒家重新获得正统地位，广大知识分子改变“无为”和出世的消极态度，积极干预世事，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力量。魏晋南北朝后朝，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
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东汉灭亡，一直到西晋，这是一体化调节失灵时期；西晋灭亡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大混战，这一百余年社会处于亚稳态结构，是第二个阶段，而从北魏建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可以看作从亚稳态结构向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过渡的第三个阶段。
7．8南朝的贡献与死胡同
从理论上说，重建一体化的任务可以由南朝、也可以由北朝来完成。表面上看去，似乎南朝更具备有利条件。南朝是汉族政权，在人们心目中是正统，社会也较稳定，不象北方那样混乱，而且前期经济比北朝发展，文化繁荣。但是，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西晋灭亡后，北方社会在一百余年间十分动蕩，王朝更迭加走马灯，民族成份混杂，令人眼花缭乱。南方只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从社会稳定性来看，南朝比北朝稳定。控制论指出，所谓稳定程度高，就是子系统内部相互适应的力量强。系统旧结构稳定程度越高，改变它建立另一种适应方式就越困难。北朝亚稳态结构不如南朝稳定，恢复重建超稳定系统也就比南朝容易。历史上，正是北朝实现了中国的又一次大一统。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中杂混许多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原始的社会结构可塑性也较大。虽然北方也留存了不少豪门世家，但贵族门阀势力远没有南朝顽固。北朝仕人受到少数民族侵扰和压制，不能象南朝世族那样肆意横行。在民族拉锯战中，北方的汉族很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两、三千家聚居一地的现象，所在多有。所以，一旦民族融合逐步完成，少数民族政权就能很快地和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相结合，实现重建一体化。
南朝由于豪门贵族垄断了政治大权，在骄奢婬侈的生活中越陷越深，广大寒门庶族则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南朝社会风气的磨烂是历史上罕见的。梁如土大夫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剃面搽粉抹胭脂，走路要人搀扶。建康县官王复连马也没有见过，听见马叫便大惊失色，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颜之推感慨地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但他们完全不懂人世事务，做官不办事，家也管不好。他们迷于声色犬马，荒婬无度，有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甚至搞同性恋。社会风气极度糜烂。有些寒门出身的士子学人趋炎附势，纷纷投靠高级士族当门生，把自己一生的荣辱显达完全系于血统“高贵”的主子身上。如宋徐湛之就有门生千余名。
南朝的农民也陷于近乎农奴的地位，所受到削极为沉重。范宁曾说过当时劳役的繁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种情况随着贵族化的加强越来越厉害。社会生产不断萎缩。最能说明这种趋势的是南朝户口不断减少。自东晋历宋、齐、梁、陈五朝，户口不断下降，刘宋时户口尚有九十余万户，到陈时只剩下六十余万户，少了三分之一。一些最富庶的地区，户口减少更为惊人。如山隂县在刘裕时有三万户，到隋灭陈时，会稽郡（包括山隂县在内的八县）人口仅二万余户，还不及当年山隂一县的户口。据梁方仲整理的数据，我们可将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464——589年）户口变化画出一曲线（图19），自耕农呈急骤锐减趋势。这说明南朝庄园经济恶性发展。北方的起点比南方低，但受到的阻力也比南方少。北朝摆脱亚稳态结构要比南朝容易。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道路上，北方也没有南朝那么深的门阀贵族与庶族的鸿沟。少数民族首领很容易把实现一体化和统一中国的雄心结合起来。石勒并不识字，但仍要人将《春秋》、《前汉书》等读给他听。正如一个不懂事的青少年接受一种信仰，比否定过这种信仰的老年人再重新接受这种信仰来得容易一样。北方自十六国混乱以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受压制的儒生逐步和王权联合，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主张大一统；积极干预世事的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使北朝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进，以至最终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压倒南朝，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并不等于说南朝对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没有贡献。其主要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朝是佛、道、儒三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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