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下，人们在建造理论体系时，往往不能从其自然观本身来决定它是唯物或是唯心的。但由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小强调程度不同和对人性的本质是善还是恶的认识不同，所以内和谐制约着儒学派别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现实生活迫使儒学的价值观、社会观做出某些发展和修改时，就会因这种修改而造成哲学观上的一次摇摆跳蕩。这也许是我们理解中国思想史发展道路的一把钥匙。
总而言之，到秦统一中国以后，儒家已成熟了，基本上与一体化的要求相适应了。相比之下，道家虽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与封建大国政治要求很不一致。墨家则显得营养严重不良，日益萎缩了。
历史仍然在选择中前进。到汉武帝时代终于由董仲舒完成了向一体化迈进过程中的最后一步。”
据说，董仲舒曾苦读三年圣贤书，连抬头向花园里望一眼也不敢，他梦见蛟龙入腹遂写出《春秋繁露》。实际上，董仲舒所完成的工作比起他的先辈来说要容易得多，因为他处于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关头。这时，宗法一体化结构与独尊儒术在皇权干预下终于成为现实。董仲舒的学说内容庞杂，但总的来说是集前人学说中有利于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内容于一体。他提练、强化了《韩非手》、《吕氏春秋》、《公羊传》中君权至上的大一统的政治论，并把它和邹衍等隂阳家们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学说相结合。他继承了孔、孟的有为的行为、伦理学说，并以荀子的性恶说和“一天下”就要“务息十二子之说”为理论根据，强行推行儒家说教，使得思想文化专制主义也成为事实。
董仲舒的学说有三个特点；第一，为了与君主集权政治这种高度有为和强控制的社会观求得内和谐，在伦理、价值观和哲学观上如果仅仅只有孟子那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就显得不够有力了，“有为”的行为结构在董仲舒那里就不仅是一种匹夫之勇，一种道德的力量，而且是“天人感应”的结果。并且，由于大宇宙和小宇宙是同构关系，皇帝是持“受命之符”的“天子”，官员及官僚机构的设置均应与大宇宙相配合，必须应象于天。第二，董仲舒意识到儒家学说应该是丰富的，是可以调节的，意识到在同一理论体系中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很有用，也是有为的行为结构必须借助的。例如，他既需要性善说，也需要性恶说，怎么办呢？于最他认为二者都是存在的，它们是事物的隂阳两面，应调节二者间的关系。自董仲舒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和哲学家都很习惯于把对立的事物（包括政策）引入同一体系，并加以控制调节，以保证自己的理论、政策总是对的、有用的、配套的。隂阳家的哲学思想被吸收为儒家的重要思想方法。第三，董仲舒还确立了以汉民族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传统。这一思想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不是以种族来区分汉族和夷狄，而是以儒学道德教化来区分。孟子以道德区分了人和禽兽，而董仲舒则把儒学道德作为民族文化的标志，使之成为区别文明和野蛮的标准。这是把孔子以人的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加以进一步推广而必然导致的结果。这种文化传统，成为长时期内许多中国人考虑问题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是封建儒生的信仰和优越感的源泉，也是他们的保守和抵御外来文化的依据。董仲舒学说的这三个特点象征着儒学作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有机部分已经成熟了。确实，象董仲舒所声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样，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结构存在了两千年。
前面我们分析了儒家学说怎样在外适应、内和谐的作用下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实现的过程。熟悉控制论的读者会发现。它很象计算机科学中的启发式程序，意识形态结构在政治、经济结构的作用下不断寻找三者相互适应的状态，它以封建统一大国的结构所必须的适应态为目标值，以内和谐为条件，不断地修改自己。
8.6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
自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花园中的秋天便来临了。春秋战国时期那些竞相争荣斗艳的百花纷纷凋零，只有儒学一颗硕果沉重地挂在枝头。按理说，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利用政权的力量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诸子百家学说的被压制而衰落是自然而然的。令人奇怪的是，道家虽不处于正统地位（个别历史时期除外），却始终没有被消灭。相反，春秋战国时期号称显学的墨家，倒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实际上，战国后用墨家便开始衰落。秦汉之际，墨家的形象已由科学家演变为手持三尺铁的游侠。汉以后，这些捍卫“兼爱”的游侠也逐步被人们淡忘，墨家在民间俚俗中居然与鬼怪形象联系在一起。直到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传入中国时，人们稍加回味，才感到这种文明似曾相识，发现墨家学说中有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和逻辑知识，初步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甚而在当代，也有人认为，如果墨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能成功的话，“在古代中国可能出现象希腊、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墨家会消声匿迹，而道家却能获得生存发展呢？这的确发人深思。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需要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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