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白京旅社，我把自己登记为俄勒岗州克仑福市来的华林敦先生，租了一间有浴厕的房间，要仆役把仆役头请来谈一谈。
请来的仆役头一脸龟鸨，婬媒，拉皮条的傻笑和顺从样。一脸不用我开口，他可以完全知道我要什么的信心。
“你不是我要找的仆役头。”我说。
“别人能为你做的，我都能为你做。”
“不是这件事，我要找的是我老朋友。”
“什么名字？”
我说：“我想名字已经改过了。”
他笑了：“告诉我他以前的姓名，我可能认识他。”
“告诉你，你一定会认识。”我让他看到我确信的神情。他不傻笑了，“我们共有三个人值班。”他说。
“都住在旅社里？”我问。
“我往里面，我在地下室有一间房，其他都外宿。”
“我要的人，”我说：“大概25岁，头发又多又黑，一个短而粗的鼻，深蓝灰色的眼。”
“你在哪里认识他的？”他问。
我故意犹豫一下，说：“堪城。”
答案正中目标！那仆役头做了一个合作的姿势说：“那是葛求伟，下午4时来接班到午夜12时。”
“葛一嗯？”我缅怀往事地问着自己。
“你认识他时也是这个姓吗？”仆役头小心地问。
我故意敏感地等了一下回答了一个：“是。”
“我了解了。”
“哪里可以找到他？”我问。
“在这里，4点钟之后。”
“我说现在。”
“我也许可以找到他的住址，也许你可以用电话找他。”
“我还一定要见到他才行。”我说：“他认识我的时候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你忙。”
“谢谢。”我说，他走后我把门关上，我把钱包取下，开始自钱包中拿出一堆堆100元及50元大钞，共有8450元之多，我把钞票分成四叠，分放在褲子各口袋中，把钱包卷成紧紧的一束。
仆役头来回报，“他住在铃木房间出租。”他说：“假使求伟不想见你，不要告诉他消息来自何处。”
我给他一张50元钞票说：“能不能找回我45元。”
他的脸又变成高兴与顺从，“当然，”他说：“马上找回你45元。”
“再带份报纸给我。”我告诉他。
当他把45元及报纸送来后，我用报纸包起钱包离开旅社，我来到火车站，坐在一张长椅上数分钟，把纸包留在长椅上，我站起来走我的路。
在车站的邮政支局里，我买了一个特别专送的信封。收件人写上铃木房间出租交葛求伟先生，把报纸撕开折叠放在信封里，封上口，叫部计程车去铃木房间出租。
铃木房间出租第一层有一个开向街道的门，一个上楼的木梯，一个小柜台上面有一个铃，一本登记本和用纸板做成的告示牌，牌上污渍斑斑，上面写着，“请打铃叫经理”，我打铃。
没有反应，我又打铃。过了10秒钟，一位瘦脸金牙婦人微笑着出来看我有什么需要。
“葛求伟先生的特别专送。”我说：“你可以签收吗？”
“他住18号，走道到底就是。”说完就关闭那有金牙的嘴，转回她自己的房间，房门也跟着关闭。
我走进来到18号，正经地轻敲房门3下，没有反应。我试着用怀刀[chā]进弹簧锁来开他的门，5分钟之后发现做小偷也不是太容易，我从毛绒已大部磨掉的地毯走回那柜台。铃，登记本和纸告示没有移动过，我抬起一端有铰链的活动柜台板进入柜台里面。四周看着，有6捆待洗的衣服，3、4本杂志和一只纸箱子。我继续看，终于看到了我要找的，一个铁钉钉在墙上，钉上挂一根粗铁丝，铁丝尖端弯成一个钩，钩上挂着一只钥匙，我谨慎地拿下铁钩使它不发出声响，走回走道。
通用钥打开18号的门一点困难也没有。
这小子已经开溜了。
几件脏衣服丢在壁柜地板上，还有一只有洞的袜子及用过的刀片也丢在附近。5屉柜中什么也没有，只有条褪色的领带，杜松子酒的空瓶及捏皱了的空烟盒，床铺自上次整理好后没有睡过人；虽然被单看起来早就该换洗了。
整个场所有臭味、肮脏、沮丧，已没人居住，廉价柳安木的5屉柜上有一面褪了水银的镜子，扭扭曲曲地照映出我东肿西瘀的脸。
我走回壁柜捡起肮脏的内衣看有没有洗衣店号码，有一个陈旧的x—b391，已褪到差不多不能辨识了，相同的号码在内褲褲腰上，不过是新近所写，用的是不同笔迹。我记下号码，离开房间，关上房门。走回柜台，停在柜台外面把铁丝钩用脚自地下轻移到原来钉子下面，好像是它从钉上掉下来似的。
葛求伟可以笑得出声音来，我出25元向他买了一技热得炙手可热的黑枪。葛求伟值班时间既是下午4时至午夜12时，他习惯上可能每天要清晨2时上床，这个时候他不在床上而懂得开溜，当然是知道了那枝黑枪出了毛病，已经东窗事发。我不知他消息来自何处，又那么快，我也没有立即可找出答案的方法。
我等候在街口，拦到一辆计程车，来到机场。包了一架小飞机，这到亚利桑那州的犹马市。
一到犹马我自己觉得变了一个演员，我要演出一幕戏，这幕戏不知在我脑中预演过多少次，我要演好这幕戏。
我走进第一国家银行，来到开户窗口说：“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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