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背景之一矣。
《后汉书 班彪传》载彪所撰《略论》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汉书 司马迁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汉书 扬雄传》录雄《自序》云：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比观三文，皆于《史记》致不满之辞。然长短互见，贤者不免，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彪本续《史记》而为后传，而固又因《史记》之体例而别撰《汉书》，皆承子长之衣钵，有因而无革者也。
桓谭《新论》谓迁著此书，示东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书也；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孙杨恽所加，王国维是之(见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诸传，皆以“太史公”称之，是则《太史公》为《史记》之本名，无疑也。又称曰《太史公书》，初见于本书《自序》，又见《汉书 宣元六王传》、《后汉书》班彪、杨终等传，亦称曰《太史公记》，见《汉书 杨恽传》。曰书，曰记，皆于太史公之下，附缀一字，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辞，与彪之自称曰《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史记”之称，屡见《史记》本书，悉指旧史而言，故迁未尝以此二字，自名其书。《三国 魏志 王肃传》：明帝称迁著《史记》；苟悦《汉纪》十四则云：“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发愤而作《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按悦为后汉末人，在王肃之前，时已有“史记”之称；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于《天文志》中，亦一言之；《隋志》据以著录，而“史记”遂为《太史公记》之简称。钱氏谓“史记”之称，出于魏晋以后，语固不诬 。《史通》(六家)乃谓因鲁史记旧文，目之曰史记，不知此实后起之义。盖“史记”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初不限于鲁史，《汉书 五行志》屡引“史记”即泛指诸国史而言，《颜注》谓凡称“史记”者皆为迁书，殊误，知幾本之，乃有此说。
《汉书 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亦见《艺文志》)注引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之意也。”是则所缺十篇，釐然可指。然据王鸣盛之所考，惟《武纪》全亡，褚先生取《封禅书》补之；《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二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 ；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为迁所不及见，补之殊为多事 。据此则《史记》之所亡佚亦仅矣。
迁殁之后，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于外 。至元成间，而褚少孙补之。少孙者，颍川人，梁相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王式，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名见《汉书 儒林传》(王式)。今《史记》中称“褚先生曰”者，皆少孙所补也 。少孙所补殊浅陋，不为世所重。迁之本书，自谓迄于太初，其后阙而不录，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褚少孙之外，有刘向、向子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遗事，傍贯旧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几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 班固传 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晔《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为抑扬高下之辞，亦一如班氏父子之于子长也。刘知幾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其《史通 六家篇》云：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盖创始者难免疏略，继起者易于该密，《汉书》之优于《史记》，其势然也。自来为《史》、《汉》优劣之论者，烦不胜理，如晋张辅，以《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为两书高下之判。不悟《史记》记春秋以前数千年事，限于文献不足，多所阙略，且仅居全书十之二三；叙汉初迄太初事，为时不及百年，乃居全书之过半；持此一段，以与《汉书》较，亦未见孰为多少。张氏所说，乃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之论也。其后郑樵则盛讥班固，而推崇司马迁。其言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通志序)。盖樵之修《通志》，实取法于《史记》，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
班固之作《汉书》，其体一依于《史记》，本如云礽之与祖父，强区为二，理有难言。然语其原，虽为一体，而究其流，则有二致，即《史记》为通史之开山，而《汉书》为断代之初祖是已。范、陈而后诸正史，以断代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马光之修《通鉴》，郑樵之修《通志》，穿贯古今以为一书，又闻司马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史通 正史篇》亦云：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袁宏《后汉纪》十九云：
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书 列女 曹世叔妻班昭传》云：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后书》不言马续所续是何篇目，惟司马彪《续汉书 天文志》，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是则马续所述者，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谓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则又因“续继昭成之”一语，推而得之也。愚谓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规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毕功，故又有待于马续之继作；至天文一志，则多出自续手，此又因续书所记，推而得之也 。盖《汉书》未成之一部，有待后人之补辑，亦犹《史记》十篇之有录无书。然褚少孙之补《史记》，实有狗尾续貂之诮，不若班昭所续之后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为才力所限，无可如何者矣。
汉献帝颇好典籍，常以《汉书》文繁难省，乃命秘书监侍中苟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而悦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为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
又云：
谨约撰旧书，通为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存约省，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汉纪》一)。
悦撰是书之体，壹仿《左传》，故《史通》以其书列入《左传》家，称为编年体。又谓，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踰本书，后来作者，不出班苟二体，故晋史有王、虞，而附以干《<纪>[记]》，《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盖其后自后汉以至南北朝，如张墦、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上略本《史通 六家 二体》)。盖编年体本为古史记载之成法，《春秋》一书，即其明证。惟自丘明作传，广采列国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经纬，条理始密，然犹为释经而作。迨于苟悦，始取《汉书》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 ，与《左传》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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