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赤心记事也(《毛诗 稽古篇》引之)。是则宫中之有女史，亦司记事之任。刘知幾亦释之曰，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周礼 天官》有女史八人，其职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注云，女史女奴晓书者，又《春官》世妇之属亦有女史，是即《毛传》所称之女史，黄以周谓女史之职，其位轻，在女御之下，是也。或谓汉武帝时，禁中有起居注，似为女史之任，后汉马皇后亦为明帝撰起居注，隋世王劭上书请置女史，而文帝不许 ，《唐书 百官志》宫内及东宫皆有女史，执掌文书诸役，宋以后因之。《金史 卫绍王纪》谓其时有女官大明夫人记资明夫人授玺事，此所谓女官，盖为奉职宫中之女史(《金史 百官志》亦有女史)。此可考见之大略也。
夷考汉魏以来，史官世守之业失，而记注之科未尝或废，《隋志》以下所著录之“起居注”，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宋著作郎舍人所撰之“日历”，皆有古史官记注之遗意。唐代记注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记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季终则授之国史，此《旧唐书 职官志》之所记也。而《唐会要》卷六十三、《五代会要》卷十八俱有“诸司送史官事例”一条，兹以《五代会要》较详，具录于左：
后唐同光二年四月，史馆奏：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如左：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录送。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送馆。天文、祥变、占候、徵验，司天台逐月录报，并每月供历日一本，瑞祥礼节，逐季录报，并诸道合画图申送。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四夷人役来降，表状中书录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并主将姓名，具攻陷虏杀级数，并所因由录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录所因并乐词牒报。法令变革、断狱新议、赦书德音，刑部具有无牒报。详断刑狱，昭雪冤滥，大理寺逐季牒报。州县废置，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旌表门闾者，户部录报。有水旱虫蝗雷风霜雹，户部录报。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追封邑号，司封录报。京师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录报，武官兵部录报。公主百官定谥，考功录行状仪制，宗正寺录报。刺史县令有灼然政绩者，本州官录申奏，仍具牒报。诸色宣敕，门下中书两省，逐月录报。应硕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县不以官秩勘问的实申奏，仍具录报。应中外官薨，已请谥者，许本家各录行状一本申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有“唐修史例”一条，即钞自《五代会要》)。
据此则唐代修史之法，至为详密，盖仿汉代天下记书先上太史之例，又从而明定其条规者也。且考唐太宗贞观之制，史官日随仗入，随事记载，颇得古法。今观《贞观政要》所载太宗与诸臣之言论，委曲详尽，此史官常在左右能举其职之征也。迨高宗时，李义府、许敬宗为相，命史官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偕出，不得复闻，盖行其私也。武后以后，宰相更得自撰“时政记”，不肖者假此迷眩千古 ，不惟难称信史，且大侵史官所守矣。宋自真宗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命曾巩修五朝史，乃以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南宋孝宗时，尝命李焘、洪迈专修国史，不兼他职，前后凡二十八年，可谓久矣。宁宗亦命傅伯寿、陆游专任修史。(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十)，是以宋国史之美备，可以上与唐比，而非元明以下所能及。然宋代之制，以谏官兼修记注，侍立后殿，许其奏事，后则必禀中书取旨。孝宗隆兴元年，胡铨奏“记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当观史，二、立非其地，三、前殿不立，四、奏不直前 。是则虽有记注之法，而人君时相得随意变更之，有法亦等于无法矣。五代未闻有《时政记》，宋初宰臣李昉、宋琪建议恢复，自送史馆，且先进御而后付有司，论者谓其不敢有直笔，是也(参《春明梦余录》十三)。且自隋唐以来，设馆修史，历代相沿，亦为一成不易，所谓正史，咸出官修，绝少私家之作，凡与修史之役者，皆得被以史官之名。然吾谓后世之职典记注者，实近于古之史官，而后世之所谓史官，乃上同于孔子、左丘明之删定国史，成一家言。非古史官之所得与。此又古今异宜，不可不知之一事也。
明人徐一夔论唐宋记注之制甚详，兹并录之。其说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据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记事之法无踰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问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明[史] 文苑传》及朱彝尊《曝书亭集 徐一夔传》)。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皆极详备，可供修史之撷取，由其立制之善，盖元明以下所不及也。
唐宋记注之官，已如上文所论，唐玄宗、宋高孝二宗之起居注，亦可考其厓略(详见朱希祖先生《汉唐宋起居注考》)。元时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而无帝王之言动，宰相拜住曾言其失。明太祖时宋濂曾撰《起居注》，刘基条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亦其证也。成祖时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其后渐废，惟以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掌修国史，遇有纂修，以爵高之勋臣一人为监修，阁学士一人为总裁，翰林学士为副总裁，职事视前为重，而不复能举朝夕记注之职。成化以来，职修纂者，惟取六部前后章奏，分为十馆，以年月编次，稍加删润，櫽括成篇，即为一帝之实录。至如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孝宗时太仆少卿储罐上书请立史官，记注言动，如古左右史，竟未能用(见《明史》本传)，又明臣奏议(十一)载此疏，谓帝从之，实则未行。六曹六册，送阁验讫封锁，岁终汇收入大柜，永不开视，虽得旨允行，而未久又废(《春明梦余录》十三)。今天津市图书馆藏《万历起居注》若干册，内载张居正奏对之语，为《实录》所无(据陶元珍说)，此即万历时恢复记注之证也。清代记注之制，略如明代，每月例由日讲起居注官撰成《起居注》二册，呈送内廷存贮，今故宫博物院，犹有存本，所记甚简，仗前柱下之语，亦无凭列入，盖其名不副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杭世骏《道古堂集》有《与某君论起居注书》，语尚未晰，朱氏《汉、唐、宋起居注考》曾论之)。
刘知幾尝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且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又重修《则天实录》，设馆修史甘苦，盖已备尝之矣。又以其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书云：
(上略)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 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可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苟、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曰，其不可一也。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为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而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齿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闽，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犹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实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时谈物议，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下略) 。
凡此所谈，皆隋唐以来设馆修史之弊，迄于清末而未之革者，刘氏可谓慨乎其言之也。盖刘氏所谓五不可，即为历来官修之史不及私史之总因 ，所谓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者，尤为后世记注不备之明证。今观前史所记，惟唐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详载于《贞观政要》，由于其时史官，得随仗入，侍于君侧，有闻必录之故。其后既限制史官，不得随仗入内，并不侍立前殿，故罕闻君臣问答之语 ，此仅就记注一事言之也。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或可补记注之不备，《宋史》取材，多出于是，然以所记，多有文饰，往往难餍人心。若如汉武以往之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则撰史之士，不劳自采史实，而能备文献之全。然而后世之贤君若相，未闻有行之者何也 盖后世史官，多重撰述而轻记注，掌故史实，乏人综辑，临时取给，始感其难，上下千年，几同一例，刘氏所论，不过其鳞爪耳。
其后韩愈以文雄于唐代，亦尝有志修史，于贞元八年第进士之后，答崔立之书有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其志可谓壮矣。迨元和中，愈为史馆修撰，似可稍伸其志，而同时之贤者，亦以此期之，而愈竟不然。其《答刘秀才论史书》云：
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所能就，况褒贬耶。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亦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令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齟齬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别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后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落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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