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别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昌黎外集》二)。
观其书辞，抑何意志颓唐之甚，而前后判若两人也耶 柳宗元见而不以为然，起而驳之，集中所载《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也。书云：
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采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虚受宰相荣已，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将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喝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号利其录者也。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记言书事，犹遇而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诫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心不沈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进，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言论如退之，慷慨自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此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本集三十一)。
今观宗元所驳，无一语不搔着痒处，可谓痛快淋漓矣。寻愈之论旨有二：其一曰，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其二曰，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盖一则惧祸而不肯为，一则蕲他人为之而无与于己，所见甚陋，非学如愈者所应言，宗元驳之是也。抑吾谓愈之论旨，乃在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数语，正如刘知幾所谓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取嫉权门，见雠贵族，是则愈发为此论盖有所激而云然也。且考《昌黎集》中所撰《顺宗实录》，固为史之一种，其他碑志传状诸文，殆居其半，皆关涉一代政治人物之业绩，可以被金石传奕禩者，谓其无意修史，夫岂其然。总之，设局修史，作者如林，忌讳既多，难于下笔，虽贤如愈，能文如愈，而终不得申其志，此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通病，贤者所不能革，是以宗元持论虽正，终无以回愈之心而翻然改辙也。
清代史家万斯同亦尚论及此，钱大昕所撰《万先生传》云：
先生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有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潜研堂文集》三十八)。
官修史书之病，具如上论，然而唐宋以来，一往而难返者何哉 吾求其故，盖有数端：其一，则典籍掌故，聚于秘府，私家无由而窥；其二，则史实繁赜，毕生莫殚，私家无力整比是也。盖自唐宋以来，时君若相，锐意求书，甲乙之编，四部之籍，不在秘府之掌，即入显宦之家，试观万斯同有志独修《明史》，而不能不主于时相之家，以博观其藏籍，且修《明史》，须以《实录》为本，皇皇钜制，讵可求之荒寒，惟史由官修，则官藏私籍，左右逢源，取用不竭，其利一也。古人修史，多者不过百卷，而一卷之文，不过数翻，故一人操简，杀青可期，后世修史，多者尝数百卷，参稽之书，更不下千数百种，一人之精力有限，多士之相需益殷，若司马光之修《通鉴》，实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君分任其役，而光始得总成之，不然，则皓首辛勤，杀青无日，过时不采，渐就散亡矣，惟设馆分修，明定程限，资于众力，乃易成编，其利二也。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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