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何谓平是非 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抵牾 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抵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何谓详邻事 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北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何谓具翦裁 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阙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手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何谓立家法 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何谓无短长 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幾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 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 ，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标目 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辞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技》、《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同上)。
章氏所论六便二长三弊，虽云泛论通史，且多以《南》、《北史》为依据，而所谓利病，即为《通志》利病之所在，即谓此论为批评《通志》，无不可也。至其著论为郑氏张目者，则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乎。”又曰：“郑氏所振在宏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作邹鲁趋跄，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又曰：“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侧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申郑》)凡此皆章氏之创论，为前人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盖当章氏之世，戴震则斥郑樵为陋儒，王鸣盛则指渔仲为妄人，语有过当，心不能平，此又《释通》、《申郑》二篇之所由作也。
《通志》之作，仿自梁代之《通史》，樵已自言之矣。梁武帝命吴均等会通《史记》以下诸史，而为一书，去抵牾，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章氏之所谓便者，已略具之。其书凡六百卷 ，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惟无表而已(本《史通 六家》)。所谓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即为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而为铨配之得当者。至于两汉以还，全录纪传，是又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之三弊，而无可讳言者也。《通史》之名，起于会通诸史，亦总辑而为一书之义，与今世之所谓“通史”，其名虽同，其实异矣。郑樵以梁代《通史》久佚，发愤重有所作，署曰《通志》。释名见于《自序》，其言曰：“古者记事之事谓之志，书大传，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是则其命名之义，正同《通史》。惟樵寄方礼部书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夹漈遗稿》)是樵初欲名其书为《通史》，后乃定名《通志》，亦犹司马光初撰《通鉴》，欲名《通志》，为一例耳(详见下节)。考《通志》为书凡二百卷，《帝纪》起三皇，迄隋恭帝，凡十八卷，附《后妃传》二卷；易表为谱，效《周谱》也，凡四卷；易志为略，避大名也，凡五十二卷，《周同姓世家》一卷，附《宗室传》八卷，《周异姓世家》二卷，列传九十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是其书有纪、传、世家、载记、谱、略六体。如周之诸侯称世家，本《史记》；晋之十六国称载记，本《晋书》，盖会通诸史而为一书，而未及画一其体例者。抑樵之所自负者，惟在《二十略》。其自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所谓五略：曰《礼》，曰《职官》，曰《选举》，曰《刑法》，曰《食货》，樵则谓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其十五略：曰《氏族》，曰《六书》，曰《七音》，曰《天文》，曰《地理》，曰《都邑》，曰《谥》，曰《器服》，曰《乐》，曰《艺文》，曰《校雠》，曰《图谱》，曰《金石》，曰《灾祥》，曰《昆虫草木》，大半为诸史志之所不具，故又曰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议论也。樵以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即其旧文，从而损益之；至于“二十略”，则谓皆由自得，不用旧史之文；依此求之，似无所因袭矣。第细检其中之《地理略》，则全袭《通典》之《州郡典》，《总序》之前，虽叙水道，亦杂采《汉书 地理志》及《水经注》而成，岂以生值南宋，两河沦陷，无从考征，不得不钞录成书耶 《器服》一略，多与《金石》复出，而所谓《服》，则全袭《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正；《职官略》中，以《通典》所引之典故，悉改案语为大书，俨同自撰，《艺文略》分门太繁，舛误尤多；《灾祥略》则悉钞诸史《五行志》 ；是则袭用旧文，不止纪传为然，则所谓自得者，果何说耶 其所谓自得者，当指《六书》、《七音》诸略而言。然《六书略》则与《说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则谓三十六字母可贯一切之音，且矜贵其说云得之梵书；又谓江左之儒知有四声而不知七音，不悟反切之学为中土所固有，且在创制字母之前，唐以后人归纳反切，而制字母，本末之序，不可诬也。岂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者，即指此类而言耶 又考之诸史，惟《魏书》有《官氏志》，专详北族，而语焉不详，《唐书 宰相世系表》，限于华宗，而不下于庶民，撰通史者，宜有“氏族”一志，而郑氏乃为创作之，是可尚也。若乃《校雠》一略，申明刘向、歆父子以来整齐百家、辨章学术之法，《图谱》一略合古人“左图右史”之义，即郑氏自谓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者，亦章氏所谓别识心裁，绝识旷论，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者。揆郑氏之初意，本欲镕铸群言，自成一家，而载笔之时，力不副心，不仅纪、传、世家、载记，全钞诸史，无所剪裁，即其所极意经营之“二十略”；亦不免直录旧典，而惮于改作。今读其序文所云云，徒见其好为大言，而有名不副实之疑。或谓章学诚因戴震辈痛诋《通志》，故作《释通》、《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果在标准纲领，则作论明之可矣，何必钞袭史传 曾不惮烦如此 ，洵笃论也。章氏创通义例，以论文史，又以《通史》为乙部之圭臬，喜郑氏议论之隽快，足以助其张目也，故盛为称道之，而以援据之疏，为不足病，至其立论高远，实不副名，所犯之病，正同郑氏，千载之下，引为知己，有以也夫。
樵谓《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迄隋，若礼、乐、行政，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此所以明其书之断限也。清乾隆三十二年敕修《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体例一仍郑氏。纪、传起唐，诸略起五代、宋，而皆迄于明末。其于纪、传，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如《五代史 家人传》并入《后妃》、《宗室》，《一行传》并入《隐逸》、《孝友》，《宋史 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 儒学传》并入《儒林》、《文苑》；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贼》、《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为考核事实，分立此门，是也。其于诸略，不惟续之而已，于郑《略》之未载者则补其阙遗，已载者则正其伪误，如郑氏《艺文略》，有但列书名卷数者，兹则各补撰人、爵里是也。《续志》之作，虽出官修，而大体精善。至继《续通志》而作之《清通志》(原名《皇朝通志》)，则仅有“二十略”，而无纪传及谱，是为政典之一，不得与正、续《通志》比数，又可知矣。
刘知幾以《史记》为“六家”之一，《史记》通上古迄汉武而为一书，不以某一朝代为限，实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记》具有翦裁，不似《通史》之钞撮前史以前一书，《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极则也。刘氏于《史通》中罕论及“通史”一体，仅谓“《通史》(指梁武《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六家》)。而《四库提要》于《通志》下亦云，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此又撰总辑之史之难于断代者矣。然刘氏又谓“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惑经》)。此又论及通史之长，为不可废，不惟《通志》一书若是，凡《通鉴》、《通典》诸书以贯通各代为职志者，亦无不如是也。
其五则为补阙之史。范晔《后汉书》未及作“志”而殁，梁人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以补之，并为作注，此补阙之史所自始也。然范书不特缺志，抑亦无表，宋人熊
方始为《后汉书》补作《年表》十卷，清人钱大昭更作《后汉书补表》八卷，合补志、补表为一编，则范与班侪可以无憾，此后贤拾补之效也。沈约撰《宋书》，以范、陈二史俱无志，所撰诸志，悉上接《史》、《汉》，不以宋为断限；唐人撰《五代史志》，附于《隋书》，而《经籍》一志，上接《汉书》之《艺文》，亦不以五代为限，此亦后来补志之滥觞也。补缺之史，以补表、补志为最夥，清代以前，有宋钱文子之《补汉兵志》，金蔡珪之《补南北史志》，与熊表鼎足而三，惜蔡《志》久佚，仅存一志一表而已。清代学者，以辑佚补缺为能事，研经之外兼治乙部，补志、补表之作，蔚为大观。迄于近时，此风未杀，爰就所知，汇而为表：
书 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补汉兵志》 一卷 宋钱文子撰 《知不足斋丛书》本，亦入《二十五史补编》，下俱同。
《补后汉书年表》 十卷 宋熊方撰 通行本，清诸以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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