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直隶州，为分卷之标准，凡所属之州县入焉。蒙古各藩部，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其各府、厅、直隶州之分目，视《明统志》为详，计分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七目。所谓《明统志》、《清统志》，皆衍“大一统志”之余绪以成书，而仍不及其宏博者也。然方志、图经之书，以近世编纂者，为最有用，故元、明、清三代之一统志，足供治史地学者之采伐，远非元和、元丰诸志可比，且其中兼叙人物风土，一方之要删略具，盖以图经而兼方志之体矣。
州郡之有志书，以括举一方之事，盖防于《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隋唐五代以前，撰者盖鲜。宋人宋敏求始撰《长安志》二十卷，附图三卷，《河南志》二十卷。《河南志》已佚，而《长安志》有传本。其次则为朱长文之《吴郡图经续记》，成书于神宗元丰七年，分门二十有八，中有封域、城邑、山水、户口、物产、风俗、学校、牧守、人物、碑碣、杂录，备有后来之志书之各目。其后则徐淙、潜说友之乾道、咸淳两《临安志》，范成大之《吴郡志》、施宿、张溴之《嘉泰会稽志》、《宝庆续志》、陈耆卿之《嘉定赤城志》，罗濬之《宝庆四明志》、《开庆续志》，周应合之《景定建康志》，郑瑶、方仁荣之《景定严州续志》，皆宋代所修，尚有存本，而著录于《四库》者。至如著录《宋史 艺文志》之各州郡志，多就亡佚，骤数之而不能终其物，亦非本编所能尽举也。考此诸志之撰者，或以官于是郡，如周淙、施宿、周应合、郑瑶、方仁荣、潜说友是；或以生于是乡，如朱长文、范成大、陈耆卿是；或以游于是地，如张溴、罗濬是；官于是郡者、倡修志书，手创条例，授之幕友，或延乡绅为之，而不必手自钞纂，正可与唐宋以来之官修诸史，等量齐观，故今曰所流传之州郡志书，十九皆出于官撰也。元人所修之志书，见今存者，如徐硕之《至元嘉禾志》，冯复京、郭荐等之《大德昌国州图志》，张铉之《至大金陵新志》，皆为官于其地时所纂，纂者亦非一人。明代则所纂益多，省、府、州、县无不有志。明代于南北两直隶外设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以代元代之行中书省。地方之称，本无省名，然若称为布政使司，实嫌辞费，故其时之官私文字，仍沿元代而称省 ，其总一省而为志书，多名“通志”。通志滥觞于宋人所撰之《闽中记》 (程世程撰)及广东、广西两《会要》(王靖撰，俱见《宋[史] 艺文志》)， 是皆合数州郡而为一书者。元人因修《大一统志》，而先由各行省撰送图志，尤为省志之先例。惟此体之书，至明始盛，其名为通志者，如《弘治八闽通志》，《嘉靖江西、广西、山东、贵州通志》，《万历广东通志》是也；亦名总志，如《万历湖广、四川总志》是也；或只名志，如《成化陕西志》是也；或又易称为书，如何乔远之《闽书》是也；更有名图经者，如《嘉靖贵州图经新志》是也。盖创始于弘治，而大盛于嘉靖以后。洎乎清代，以迄今兹，各直、省、藩部，无不有志，而皆名为通志。盖通志者，合全省之府、厅、州、县而通志之，非贯通古今之谓也。然明清二代不名为省志者，盖亦有故，明以南北两京之地，直隶中央，称为直隶，其他地方，则称布政使司；清代亦以畿辅之地为直隶，又未尝明定其他地方为省。清代诏旨奏牍中尝概称曰各直省，直指直隶之畿辅，省指其他各地方，其后亦称畿辅曰直隶省，此实不辞之甚，然亦莫由正之，是则此后所修各省之总志，宜摒通志之称不用，正其名曰省志，乃使人易晓耳。考近代所修之通志，其体例大别为二：一沿用旧日图经统志之体，分一地方为若干目，如清雍正中所修之《河南通志》，分为四十二目，是也；一用章学诚之说，视方志如列国史，立纪、志、表、传、略、录，以王言为纪，人物为传，官绩为录，舆地艺文为志，辅之以略，其他细碎之事，以表明之，始于谢启昆之《广西通志》，而光绪中李鸿章主修之《畿辅通志》，亦其类也。是类之书，悉由官修，其与正史典礼异者，一则主之中央，一则发动于地方耳。清代之方志，不惟府、厅、州、县有之，而著名之乡镇亦有之，如吴兴县所属之南浔镇，有刘承幹所修之《南浔志》，是也。又近代人喜作志，于名山、名水、名寺观，莫不有志，多至不可胜数，然半属私撰，且已有人撰专书以综考之，可以勿论。惟唐宋以来，各官署亦皆有志，如唐代之《翰林志》(李肇撰)、宋代之《续翰林志》(苏易简、苏耆编)、元代之《秘书监志》(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即其显例。明代所撰尤多，今可考者，有《礼部志稿》、《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工部、都察院、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诸志》，及《南雍志》，而清代亦有《国子监志》、《宫史》、《续宫史》，以其为官撰志书之一类，故附述之。此又唐宋以来官修方志之大略也。
总括上述四类，已将本期设馆官修之史，撷举大略，容有未尽，姑付阙如。或谓本章所述，悉为史籍，而作者是否为史家，且其史学何若，亦应一为衡量，否则仍不能使读者踌躇满志也。则应之曰，官修之史，与私家作史异，私史之作者，多为著名之史家，如上章所述魏晋南北朝诸史之作者是也。若乃唐宋以来官修之史，胥成于众人之手，其中即有史家，亦无由自见，子玄不乐，即其一例。矧历代撰实录者，多由总领其事者，署名上进，且其书属于记注一体，不足以言史学。正史作者如宋代之欧阳修、宋祁，元代之王鹗、欧阳玄，明代之宋濂，清代之万斯同，诚卓卓可称矣。然欧、宋《新唐书》，已不尽满人意；《金史》仅由王鹗创作，而未成于其手；欧阳玄则因成继前，绝少改作，《元史》之芜杂缺略，重为后人所讥；宋濂徒长辞翰，疏于史学，虽领其事，未尝究心；万斯同有功于《明史》，既未肯居馆职，实同于私家作史，又不得与欧、宋、王、宋四人同论。至官修之典礼方志，作者不名一家，校其成绩，又下于实录一等，更不得与正史比伦。惟私家所作之《通典》，竭一人精力所撰之《通鉴》，乃能博大精深，高视百代，取校官修诸作，无有能及之者。是则本期之史家，及其史学之何若，正有待于更端论次，而非本章之所能尽矣。
第七章 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
唐宋以来，设馆官修诸史，具如上章所述，而私家所修诸史，亦宜以次述之。然往代官修、私修之史，非有犁然可分之界限，例如沈约《宋书》、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虽奉时君之命，名为官修，实为自创义例，成于一手，无异于私修诸史，是其证也。唐宋以后，亦多是例，宋司马光承英宗之命而修《通鉴》，有刘颁、刘恕、范祖禹诸贤为之佐，又得以书局自随，及书成，神宗又为之命名制序，不可不谓之官修矣。然考修是书时，凡属宏纲细目，悉由光一手草创，无异自撰一史。同修诸氏，虽各分撰一部，用力甚勤，然仅属初稿，为编订比缉之助，最后勒定，仍属之光。昔者孔子修史，亦极惨澹经营之功，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后例前，正可借喻。故是书为马、班二氏以后仅见之作，非沈、姚、李三氏所可比拟，亦以其准于私史故也。若斯之类，都入本章，略形存质，取便论述，研史之士，幸无讥焉。
本期私修诸史，拟分四类论之：一曰纪传体之正史、别史，又可分为八目：一如《东都事略》作于《宋史》未成之前，《明史稿》作于《明史》未成之前，是为创作；二如有薛居正之《五代史》，而欧阳修又撰《五代史记》。有明代官修之《元史》，而柯劭态又撰《新元史》，是为改修；三如马令、陆游分五代史之一部而撰《南唐书》，谢启昆分《魏书》之一部而撰《西魏书》，是为分撰；四如郑樵之撰《通志》，乃取诸史合为一编，是为总辑；五如熊方之撰《后汉书年表》，钱大昕之撰《元史》氏族、艺文两志，是为补阙；六如王先谦之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之撰《晋书斠注》，是为注释；七如李清之撰《南北史合注》，沈炳震之有《新旧唐书合钞》，彭元端、刘凤诰之有《五代史记补注》，是为合钞；八如汪文台之《辑七家后汉书》，汤球之《辑诸家晋书》，是为辑逸：悉属于此类者也。二曰编年体之《通鉴》，是书上仿苟悦《汉纪》，而后贤续作甚多，朱熹所撰之《纲目》，亦属此类，盖以年月为经纬者也。三曰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此体创于袁枢，而继作亦甚多，一一取而述之，盖以纪载一事为主，而具其始末者也。四曰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此类之最著者，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就历代之政典礼制，综为一编，是为通史；此外如黄宗羲之创修《明儒学案》，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同辑之《宋元学案》，为后代学术史之权舆，是为专史，亦自通史析而出之；又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通诸史地理志及郡县方志以为一书，亦具通史之一体者也。大抵撰史之法，或以人纪，如诸正史、别史是；或以年纪，如《通鉴》是；或以事纪，如纪事本末是：是为史之三体。刘知幾谓纪传、编年为二体，遗纪事一体而不言，固以古无是作，然岂足以概史体之全哉。若乃唐宋以来，撰史之途径日辟，又可于此见之。兹就上述四类，分述于下。
纪传体之正史别史
纪传体八目之一，是为创作之史。何谓创作，一代之史，未经勒定，而有人撰之于前，致其筚路蓝缕之功，而后撰之史，或更不如，是其选也。《宋史》未成之前，有王偁之《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叙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迄钦宗靖康，计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而无表、志。李心传谓其掇取五朝史传(指太祖、太宗、真、仁、英)及四朝实录附传(指神、哲、徽、钦)，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因而讥其疏驳(《朝野杂记》甲四)。今宋“国史”已亡，无从取证，然核以《宋太宗实录》残本及李焘《长编》，知其叙事尚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岂宋“国史”原本即如是乎 清人汪琬谓元修《宋史》据是书为稿本，虽未必尽然 ，然于宋“国史”原本之外，亦多资于是书；且《宋史》于北宋九朝之事，详赡而鲜疏舛，亦以偁书先成，规模已具之故，其迹不可掩也。明人钱士升撰《南宋书》，以配偶作，虽有删繁就简之功，而论者谓非其伦，则不知旁求史实增补阙遗故也。清代邵晋涵有志撰《南都事略》，备南宋九朝之事，以极删繁补阙之能事，而其书实未成，惜哉(李慈铭《日记》，谓曾国藩得此稿，将刻之，以移督直隶而止；李详《窳记》，谓马新贻督两江，有人持此稿以献，未及付刊而遇刺；谭献《复堂曰记》，且谓海宁唐端甫，曾见活字本：凡此皆影响之谈，不足置信)。《明史》未成之前，先有王鸿绪之《明史稿》，据康熙五十三年鸿绪所表进，仅为列传二百五卷，后于雍正元年又表进全书三百十卷，计本纪十九、志七十九、表九、列传二百五，即含前书在内。迨鸿绪卒后，其子刊成之，并收入《横云山人集》，题曰《史稿》，初未畅行，后乃布之于世 。世多谓此书为万斯同旧稿，鸿绪攘窃之，以成己名 ，虽曰有因，亦未衷情实之论也。考全祖望谓《明史稿》五百卷皆万氏所手定，其后虽不尽仍其旧，是亦自为一书(《万贞文传》，贞文即斯同之私谥)；钱大昕亦云，王氏《史稿》大半出万氏手(《万季野传》)。全氏所谓《明史稿》，即指斯同所修之稿本，后为鸿绪所修改者，而钱氏亦不过为约略之辞，非能指实其事也。杨椿亲见万氏，后为史馆纂修，又不甚满于王氏，乃谓万氏以十二年之心力，成《史稿》四百十六卷，而王氏重加编次，或有删改，视万稿颇有异同 ，是王稿亦不尽从万稿也。盖万氏先后主于徐元文、徐乾学及鸿绪之家，始终以纂修《明史》自任，实怀元遗山以独力成先朝史之志，而不肯受新朝职名，列名《明史》，固其本怀，一也。且当季野之世，有汤斌 、倪灿、尤侗、黄虞稷、朱彝尊、潘耒、吴任臣，皆与纂修《明史》，不必其稿悉出于万氏，即谓稿经万氏删定，亦不必谓全出其手，是则王氏《史稿》，并含有诸家之稿在内，可以推知，二也。唐代以后，官修诸史，署名者或为监修，或为总裁，如《旧唐书》之称刘昫，宋、辽、金三史之称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