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学史

　　戴裔煊（1908.12.28-1998.9.22），广东阳江人，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30年代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后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1942年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组任研究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广东法商学院、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僚族研究》、《中国民族学研究史略》、《宋代盐矿制度研究》、《明史·佛郎机传笺正》、《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澳门历史纳要》等。

人类学者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努力让社会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行为；人和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不一样，又为什么会一样——人类学者对于“对立的统一”有特殊而深刻的理解。体质人类学者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来研究，研究人类内部从古到今的各种生物学差异；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人的社会方式，研究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作用；考古学者从物质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有形资料，解释人类行为；语言学者研究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的语言符号，由语言结构隐喻社会结构，以言语活动比附社会活动；民族学者观察文化、体验文化，听取本土人的观点。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泰勒、摩尔根，到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从19世纪末的传教士，到20世纪的本土人类学者，人类学走过了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暴力的作用降低，第三世界兴起，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和平和幸福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组织、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方面进行调节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面对频繁的局部战争、种族纠纷、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人们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一场反文化运动和社会批判运动兴起。在文学、艺术以及行为科学中，个人主题取代了社会主题，主观取代了客观。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人类学者一方面继续发挥实证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本土人的认知体系，也更加注重学术乃至人格反思。在中国，人类学经过70多年的（大致从蔡元培《说民族学》算起）风风雨雨，进入了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自70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也注重研究与国家建设有关的现实问题，研究“全球化”带来的新现象。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虽然他们对国家的学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如何争论社会科学有无国界，争论是否需要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