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的微粒，它是一种蛋自质工厂，生产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激素和酶。可是，许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当作信使，而是当作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在这方面，病毒是独特的有机。人们对病毒哇如此有兴趣、对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遗传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质。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吗？
卡尔告诉我，他已经在组织培养方面试验抗拉沙病毒的葯物，并告诉我，彼得·贾尔林（peter jahrling）也在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类似的试验。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疗它们。这个葯的实验数据，包括对人上的实验数据表明它安全可靠，因为已经成功地利用它医好婴儿得的急病毒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生产，将来可能便宜，在室内温度下能保持稳定——也许塞拉利昂的室内温度不行，但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冰箱里。
这可能是我的魔弹。我很兴奋，但我知道我们还需要等待实验室关于拉沙病毒的实验结果出来后才能考虑我们自己的治疗计划，这倒不是我们想费时间，坐等彼得的猴子进展如何。我们还须得到塞拉利昂和美管理局有关使用葯物和血浆的许可。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立……
[续魔弹上一小节]即行动。
第一步是要准备一个书面议定书，对治疗试验作出详细说明。在亚特兰大，卡尔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病原流行病学家——分担这一工作。这份议定书还要得到塞拉利昂家伦理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hrsc）以及美食品与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这不是一件不关紧要的事情。议定书里全面、详细地写上了这一项目的科学根据，还要写明将如何进行这一研究。议定书里还对病人的知情同意书作了确切的说明。绝对不能拿人做实验。麻烦就出在这里，只有当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么内容，他才会答应签知情同意书。和我们打交道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木多数人只能说一种当地部族的语言。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怀疑我们可能在玩弄巫术，虽然他们非常有礼貌，嘴里不会这样说。对这样一些人，向他们解释一个复杂的医疗程序只有翻译成门德语后才可以。但门德语这类部族语言没有词来表达“临试验”或“逆转反应”这些概念。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恰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
我们使一些概念简单化，即使不能准确地将意思译成他们的当地语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多少能将意思传达过去的字眼。简言之，我们需要这个有希望的课题来确定病毒哇是一种新葯，虽然对拉沙热尚未试用过，至少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对人使用这种葯物已证明是安全的。我们也将告诉他们，没有办法治疗拉沙热，这仅仅是试图找出一个治疗方法。我们不能对任何事作出保证。要解释这一切，我们得依靠我们译员的技巧。由于大多数病人甚至不会签名，我们能尽力做到的是请他们在知情同意书的下面按一个大拇指印或画一个“调”，表明已向他们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并且同意让我们试一试。
与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相比，塞拉利昂家伦理委员会对我们设想的办理知情同意的手续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毕竟塞拉利昂人对他们的家是了解的，知道什么事情做得到，什么事情做不到。他们也知道拉沙热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家伦理委员会是由当时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主要官员马塞拉·戴维斯（marcelladavis）博士创建的，对于这一高度合作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后来当他的继任者贝尔蒙特·威廉斯（belmont williams）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这一议定书最后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要求当地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对此给予批准，尽管在塞拉利昂没有这种委员会。幸好，贝尔蒙特·威廉斯是开明的，办事很有条理。她是一位克里奥人（krio）——奴隶的后代，这些奴隶从美逃出来后先打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定居，但发现那里对非洲后裔来说太冷了。于是最后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里敦。他们是这个家最有文化、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的混杂语经过百年左右的发展，后来成了该的通用语。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尔（brisiol）学医，那是英格兰西部一所非常好的医科学校。她不仅能干，办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们的项目。在我们的请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尊敬的医生，任命他们为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她发给了他们我们的议定书，并请他们发表意见。虽然有几个人提了问题，他们对议定书没有大的异议。
可是，在这个家受到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太少了，这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也增加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负担。我们得确保我们的做法不仅正确，而且不会利用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谋私，不得使他们有任何不信任感，怀疑我们试图利用他们。在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家的医学研究中，下述问题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烦恼：你怎样才能充分告诉教育平很低的人们有关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风险，这事不好办。
家伦理委员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想获得知情同意书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可是，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不能同意让未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临试验。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在像塞拉利昂这样偏远的地方工作过，他们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的无知束缚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试图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医院的经验为先例来对事物进行判断。人免疫缺损病毒研究也不时碰到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例如，在那里，本地的医生经常不告诉病人他们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兔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负担不起任何治疗费用，并且，如果病情传开后，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抛弃他。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接着我们还得与美食品与葯物管理局进行交涉。由于试着用病毒哇治疗拉沙热是一件新鲜事物，我们需要管理局颁发研究中的新葯许可证。我们估计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得到这一许可证，因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广泛试验，为研究它对其它疾病的效果而进行的一些人试验已证明它是安全的。我们宁愿依靠医葯公司所汇编的现有资料而下愿进行我们自己很费时间、很花钱的试验。美食品与葯物管理局仅负责批准葯品在美的使用，而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实际上也起着同样作用。许多自己没有这类机构或自己没有足够专门技术的家，它们也依靠食品与葯物管理局所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决定。
到了1978年11月，我们手头已有了必需的许可证和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数据（卡尔的组织培养，彼得的猴子或美食品与葯物管理局的试验），表明病毒哩对拉沙病毒可能有效，没有什么毒或根本就没有毒副作用。我们也有了随时可以使用的血浆。这时，我们已经工作了18个月，对拉沙热有了一些基本了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患拉沙热的大约占10％至15％，总的说来，医院里这个病的死亡率徘徊在16％左右。我们也能更好地预测谁可能活下去，谁会死去。在接纳的病人中，肝酶（ast）高的，其危险比肝酶低的更大。
于是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按照我们议定书里规定的标准，决定谁将接受口服病毒哇，谁将接受血浆治疗。肝酶超过某一危险标准的病人——在我们最初的研究中认为这表明其后果不佳，将接受这种或那种治疗。我们已决定，鉴于拉沙热如此可怕，因此只……
[续魔弹上一小节]要我们能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这时，我们还不清楚哪种治疗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通常临试验要求有一个用作对照实验比较标准的“对照组”——给病人服用一种无效对照剂（即一种溶液，它看起来像葯物，其实不过是糖）——目的是要“瞒过”研究人员，这样就不会因他们的热情或偏见而影响病人或实验效果。对照组提供了中指数，可用其测定真正葯物的效果。问题是在对照试验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经对照试验。至于拉沙热病人，我们知道许多未经治疗的病人都会死去。因为实验室的数据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的委员会决定在我们的实验里不利用未经过治疗的病人。因此，我们决定将我们对新病人治疗效果与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情况作一比较。
没有对照组，我们只得依靠想象力。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血浆会有效，也不知道病毒哩究竟是否能起作用。毕竟没有人通过直接杀死病人内的病毒治愈过爆发的病毒感染。所以我们随意地将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服用从我们宝贵的储存中拿出来的免疫血浆，另一组服用病毒哇——可能成为我们的特效葯。开始时我们通过静脉滴注对一组病人注入两单位的免疫血浆，另一组则服用病毒哇胶囊。护士们必须与服病毒哇的病人呆在一起，直到肯定病人已经服下胶囊并且没有吐出来。有时，如果病人的喉咙不习惯吞葯，因而吞不下去，我们得把胶囊拆开，将葯粉溶入中。如果病人吐了，我们要设法给他再服一次葯。对15岁以下的儿童不做这一实验，（后来我们为儿童单独做实验）。我们也将孕妇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担心会伤及胎儿。
这是一场赌博，具有最大的风险。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后的表情和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常常令人感动。至少我们在进行尝试。至于我？我屏息以观之。结果失望——至少对血浆是如此。
病人继续涌入，要让他们或他们的人同意治疗，这已不成问题。他们来时，病情不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较厉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疗。于是我们求助于他们的属。只要想治疗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打发他们回家。有的病人来时，发高烧，剧烈头疼，浑身剧痛，喉头红肿，扁桃上明显有脓。这些是早期症状。其他病人，有的已开始呕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头一直颤抖，有的病人则牙与内脏出血。他们在吐血，他们的直肠或*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来时，头和脖子肿的特别大，血压骤然下降，这是拉沙热的严重症状。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断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人，只要已过了早期阶段，进入呕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会死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凡是不断抽搐的病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们继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血浆治疗实验。我们轻轻地将静脉注射针打进了一个个病人的手臂，注入我们宝贵的免疫血浆。但病人还是死了。工作人员感到泄气。我们工作得如此努力，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当时我们有了血浆并对约翰卡马拉进行了注射，也无济干事。
但这是临试验，不能要求你对它事先作出判断。你只能做试验，试验结束后，你才能看到它的结果，决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当时还有病毒哇小组。依我看，这对病人的疗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去，但预计可能会死去的少数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转，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还仅仅是因为幸运？唯一的办法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在当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只能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我们将所有的数据送给了他们，还有病毒分离抽样。在进行这一项目三年后，1979年，我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开始分析结果。首先，我得学习我离开后在“疾病控制中心”安装的新的计算机系统。在与数据和计算机大师们一起努力奋斗后，最后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结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两种治疗办法都无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凛冽的数字，即使病毒哇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对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判断实验结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数据。这一次，我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开始把病人基本上分为两类：我们开始治疗时属于早期的患者，和属于晚期患者。在我们的第一次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接纳病人住院的时间：病人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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