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心地善良的名医仍然赞不绝口。
陈赓住院期间，宋庆龄曾自前来看望。周恩来更是经常派人来探望，其中来得最勤的，就是那个用小舢板送陈赓一行上苏联货轮的李强。
尽管牛氏兄弟对陈赓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伤。然而陈赓终于不辞而别。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院期间，陈赓发现这家医院里住了不少黄埔出身的军官，而且他们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来医院探望。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名气不小。他怕被认出来，就躲在病房里不出面。就在他的伤快要痊愈的时候，一位黄埔同学忽然走进了他的病房。原来，这个人也在医院治伤，他本人倒没有认出陈赓，但是他的马弁却认出了自己长官的这位老同学，向他报告了。那位黄埔同学似乎很关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六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民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的秘密机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民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至……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第五章
一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政军帮，路路皆通”，就象陈赓化名的王庸一样。不过，王庸是假扮的角，而杨登瀛则是真格的。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一九一九年回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民左派，同共产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差不多也算得上是个“赤”人物，不过他后来却成了民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信。一九二八年初。中统的前身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善于结交，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声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民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共产地下员陈养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瀛虽然已经离革命，但对中共产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豪爽，讲义气，中共产地下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民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事原则，他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他不愿意成为共产的敌人，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的消息去敷衍民，这佯，既可以在民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及其他反蒋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民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民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民上海市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最后，陈赓问杨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果民方面向他索取共产的情报，应如何理？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二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民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中共产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共产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共产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共产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常卖力，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民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民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民要在租界搜捕共产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人及时向民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共两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杨登瀛于是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要多久，谭绍良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ｌａｍｐｓｏｎ）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为酬谢。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人看的。果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并且，英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民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民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民的上海市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民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共产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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