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共产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产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民右派对共产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共产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gāo cháo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折磨，使他时常于昏迷之中。最艰难……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境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民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民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共产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中央在上海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民军警宪特和帝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的各项保卫工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林桥顿时热闹起来。……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是头戴鸭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仙庙方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枪射手的掩。远，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民和帝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民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在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共产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产。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要人关押在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共产最杰出的……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共产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共产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恐怖，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一时之间退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对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淘沙，反而使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民那里的进身之阶。中共产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民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慾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燥不安，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共产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凇人，一九ｏ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加入中共产。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多次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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