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军委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军委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共产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军委主要做民革命军的工作，向军队派遣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即特务、情报、保卫和土匪。其中，土匪就是专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共产合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共产领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一二”之后，共产际认为中共产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共产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共产第五次全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和中华全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此后，顾顺章在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思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顾顺章由中央委员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年十一月，中共产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受命对中央机构进行组织整顿，以适应白恐怖环境下的斗争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中央特科将原来的四个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顾倾章仍然担任中央特科科长。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象他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让他率队武装拦截囚车，他觉得来劲。
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也开始沉不仅气了。“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二十八日这天早上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二十八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当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呆在这里时间太长会引起怀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样子，拦截的时机已经错过。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后，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全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共产反对民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继续给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过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民上海市部常委、情报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民，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他想要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乘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这样才可能一网打尽。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中央军委的会议就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象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却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民机关报（民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民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在住家的五洲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ｏ师政委。在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麟无论有无……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缥。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何设法身。开了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葯房附近布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民上海市部常委范争波也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秘密联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共产地下员。董健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特科，以牧帅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中共产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彩的人物。在美进步作家埃施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牧师”。一九三ｏ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的后代，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
在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这位红牧师，是要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缥，而且在和合坊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面买回许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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