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共产地下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白恐怖笼罩全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共产。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小了二十二岁，但是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共产的“大脑”——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共产的最高领导层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都在激烈地动荡，中共产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共产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焘、苏兆征。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共产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中共产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焘以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际驻中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共产第二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共产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于在中共产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委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理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身份四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葯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民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朱端绶做的一种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黝黑，头缠红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就是受到民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员们津津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共产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民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民内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最长的一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
[续中共中央特科上一小节]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一失了。”二十年后，担任共谈判中共产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都是以合法的身份正式向民政府外交部办理出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是要用它去办出护照。因为，中共产即将召开第六次全代表大会，周恩来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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