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要打长长的、难办的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这与特殊的政治问题有关。我们立即提出有关权限的问题。荷兰政府对带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经过他们飞机场的可能大为震惊，我设法与日内瓦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联系上。吉姆是军队的一名病毒学专家，当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血热专家身份工作，而他还是个学院病毒学专家，主修树木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树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传播的，大多数树木病毒最多达到2～3级，他没有和这种猴子身上病原带有的致命病毒打过交道。不过，他说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调查，并带一名兽医同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独占的地盘，即使他没有关于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经验。从我们成为帮助际卫生组织工作的参考实验室的那天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政治是首要的。
问题更多了，当我打电话给阿姆斯特丹的卫生官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赞同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哪来的，但他们威胁我说“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兰欢迎。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弗雷德，他让我们与著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同时也是鹿特丹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布因斯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联系。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联系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个盟友，他是个快乐的、坚定的有学识的人。
“别在意那些官……
[续亚洲病毒引起的騒动上一小节]员说些什么”他告诉我，“到阿姆斯特丹来，我去接你，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着说在海牙的卫生官员已召集会议讨论这次疫情。会议就定在第二天，这是我去的好机会。要不是有布因斯马教授的鼓励，我还在为境担忧呢。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请。我告诉乔和弗雷德荷兰卫生部特意告诉我不要去，可他们对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动摇。
“无论如何要去，”弗雷德说。
这是我们通常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会做的事。我以为，对这事件只能这样理，不论我们是理爱达荷的肝炎疫情，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调查，总是要接到地方部门的邀请。当外发生疫情时，更是如此。另外，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刚给我直接下了命令。从技术方面考虑，我是有邀请的，虽然仅是布因斯马教授的私人邀请。我记起荷兰航空公司驻纽约的代表向我保证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i air［）0rt）的航班会全力合作。看来，我别无选择，只有去碰碰运气。
我当晚乘机飞往阿姆斯特丹。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飞机已经起飞。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宽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说不定我能睡一会儿，然后精力充沛地面对明天非常困难的早晨。
可安全带刚系好，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从过道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是检疫部的查克·麦坎斯（chuckmccance ）。”
检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楼里办公，我们走路都碰不上，这是怎么了？
事实上，查克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同样对工作十分胜任，而且相当有经验。我会从他的支持和建议中受益。他决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这表明检疫部多么重视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享有官方行政权，而进口猴子是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强调荷兰的官员多么难对付。他对不顾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惊。他以为我接到了邀请。事实上他也没有接到邀请，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们会没什么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马教授答应的那样，他在我们着陆时正在那里等我。教授身材短小，冠楚楚，大约50多岁。他给我们的感觉我们是受欢迎的。但他没有时间寒暄。从机场到海牙开车要一个小时，我们得抓紧赶路。在路上，他告诉我，我们的境算不上特殊。他说，从传统上看，欧洲人讨厌前殖民地的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但是探讨埃波拉是否真的从机场入境比荷兰政治重要得多。”他说。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们引进一座旧的政府建筑。电梯把我门送到七层，我不知道当时的感觉是紧张还是旅途劳顿，布因斯马教授把我们护送到一个很小的屋于里，中间两张桌子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早有几个人围坐在桌边，我只认识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很。但有一点很明显，屋里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经验。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很紧张。
我惊奇的是。屋里的气氛似乎很友好，他们甚至请我介绍一下埃波拉，等我说完了．我感到我的所为是受欢迎的。查克在一旁仔细观察，沉默不语。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会议快结束了。此时，似乎事情的发展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我们甚至得到许可，检查运猴子的设备。然而，会议结束时，一位年长的政府官员绕过桌于，走到我面前用别人听不到的低低的声音说：“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来。”
“对不起”，我说，“通常我是决不会这佯做的，可我是受命而来，别无办法。”
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
那位官员面沉地点点头。
“我没让你离开会场，因为你是位夫人”他说，“告诉你的上司不许再这样子。”
查克就坐在我后边，肯定也听到了这话，因他的身分，他没动声。
尽管牵扯到敏感问题，我们得到了需要的东西，第二天，我们去察看了斯希普霍尔机场贵区动物旅馆关猴子的屋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通风的，吊架式建筑，是为各种动物设计的从家养的宠物和外野兽，还有专门关赛马的地区，两个小房间装猴、鸟和其他小的外动物。令人愉快的设施给我震动很大。看上去管理是有效的。确实，它可以与大飞机场的登机室相比而且这里还不拥挤。
我们了解到有时候鸟和猴子被放在一起。从细菌学角度说。这会引起一些有趣的可能。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种鸟的病毒、这可不是大牵强的说法。何时我们想埃波拉可能不是一种植物病毒，主要因为只有那些不大像埃波拉的病毒才是某些植物病毒。
旅馆经理向我们保证最终死在雷斯顿的猴子只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他们交给我们检查的记录说明动物在那里停留不超过六小时。在那样短的时间里。雷斯顿的猴子可能与来自非洲的动物接触吗？从记录中我们所能辨认的可能与非洲动物接触的是两只灵长类动物，一只佛佛和一只鼻子上长黑点的猴子。它们从加纳来，要运到墨西哥城一家私人动物园去。这方面有问题吗？我们无从知晓。经理告诉我们非洲的猴和亚洲的猴都用同样的瓶。这不足以证明一种病毒就是这佯传给猴子的，同时传播两种病毒就更不可能了。虽然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还是告诉经理这样有可能传染疾病，我们的观点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他赶忙向我们保证以后他一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他立刻指示工作人员提供新的瓶子，并采取消毒措施。
那天半夜，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乔从亚特兰大打来的。消息很坏。
“我们得到消息，一艘开往得克萨斯州运输猴子的船，正在从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到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他说：“据传说，阿鲁沙关猴子的地方有许多猴子死了。”
他给我讲了空运中的详细情况，动物已经被带上天空，乘荷兰航空公司班机去斯希普霍尔机场。我看了一下手表，早上二点钟。我把闹钟上到六点三十分。我给动物接收部门打电话提醒他们。
“我们会在动物到达时认真检查的。”他们告诉我。
不论传言的背后有多少真实。后来发现那些猴子是健康的，被允许继续运往德克萨斯州。对此我们并不满意。我们还需要得到保证那些猴子是安全的。我给乔打电话。告诉他运猴子的飞机已经起飞。我们决定安排对猴子的接待。“疾病控制中心”我们实验室动物资源主任和灵长类动物医疗方面主要兽医，博比·布朗（bobbv ……
[续亚洲病毒引起的騒动上一小节]brown）准备飞到他家所在的州去迎接这些猴子。
乔知道要查出猴子身上的丝状病毒是否来自非洲，或者同一个家族却来自亚洲，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报告中说，一些从加纳运往墨西哥城私人动物园的猴子，作为首批雷斯顿的货物，曾被安排在同一房间里，这点引起了乔的好奇心，他设法搞到了那位在墨西哥动物园的接收人的名字，并和他通了话，从他那生疏的西班牙语交谈中，乔确认当猴子到达动物园时情况良好，而且至今很健康。但乔并没有就此停止。他需要一份猴子的血清样品以检测埃波拉病毒感染的情况。于是他和一位“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乔治·贝尔（george baer），一位终生与兔子打交道的兽医联系上了。乔治认识或几乎全认识墨西哥的头面人物。正是通过他的帮助乔得到了大拂拂和那只鼻于上长着黑点的猴子的血清，它们都对埃波拉病毒和埃波拉病毒非洲病毒株的抗呈阳反映。就我们来说已经排除了非洲病毒被牵连的最后可能。他此时相信。我们的对手是一种新的亚洲病毒。
尽管墨西哥的动物已检查过了，我们仍不知道德克萨斯州的货物是否安全，所以，博比·布朗决定回到他家的那个州仔细检查一下从阿鲁沙来的猴子。他联系得很顺利。拥有猴子的兽医是一位老朋友。于是他和博比合作。给所有的动物认真检后，他们没有发现与当前非洲丝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疾病的证据。他们确实发现一些动物已有了抗，但是，对这些动物进行的活检查，足以说明我们有可能得到检测病毒的最好的血清。博比甚至把抗呈阳的猴子带回了亚特兰大，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喂养了它们很长一段时间用以观察他们是否会发病，或具有持久潜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证据。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是一种误导。最终，我们得到了一只健康猴，它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但它对其他猴子或管理人员的健康不构成威胁。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因为雷斯顿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不断接到焦虑的兽医们打来的电话，报告他们那里有对抗呈阳反应的猴子。那些动物对他们很有价值，也很重要，他们不想有无谓的损失。每个人都愿避免雷斯顿猴子恐慌的再现。
在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美时，经过纽约。查克已直接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当我到达时，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接我。他是从雷斯顿赶来调查jfk机场动物旅馆情况的。等我提取了行李，我们一起去了那家旅馆。它是由旨在保护动物的美社团开办的，由一位30多岁，身材高大，长着黑头发的妇女管理。显然，当谈论起动物时，她显得很宽厚。实际上，这家旅馆充其量只具备饲养动物的基本条件，从面积、清洁和效率上讲，远不能与阿姆斯特丹的相比，好几只猴子被塞进一个小房间，有的还因缺少房间不得不放在门厅里。任何猴子一旦被发现情况不妙就把它从宠子里放出来，由工作人员用手喂食并加以护理。
史蒂夫和我兴奋极了。
假如有一条从非洲到美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径，就应该是这里。我们询问经理在猴子和雇员身上是否出现过埃波拉病毒那样疾病的可能时，我们的担心被证实了。
她不仅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她还告诉我，两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种急热病，听起来很可疑是出血热。虽然她已恢复健康，我们还急着检查了她的血液。结果她身上带有少量埃波拉病毒抗，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到底意味什么。跟踪抽样显示抗滴定率没有变化，这表明不论她的情况怎样，都与近来发生的埃波拉感染无关。也许她被感染过，也许这是假阳。
等我回到亚特兰大，我发现检疫部已采取了行动控制猴子进口，以限制那些残忍地对待猴子，在运输和关养时使它们于拥挤状态的走私者，他们非法将猴子当作宠物出售。
最终，在1990年3月检疫部终于通过了关于不仅在菲律宾，而且是全世界暂时禁止进口猴子的决定。这引起了愤怒的科学家们极力抗议。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是多么地依赖这些野生的猴子。让我们惊呀不已的是每年美要进口2万多只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来自亚洲的弥猴，与在雷斯顿死亡的猴子属付一种类。这些猴子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有些则用于测检葯物的安全。我们对大量的进口和实验用途深感恐惧。这是一宗大买卖，还有黑社会在手，它涉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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