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扎拉（nzara），1979
当我和罗伊·巴伦（roy baron）在恩扎拉着陆时，天已快近黄昏了。夜晚并未缓解炎热。热气跟我们飞机在朱巴（juba）起飞前一样。苏丹（sudan）南部的气吸尽了我们身上的每一滴汗，简直没法凉下来。
因为驾驶员只能靠视力飞行，他们不得不在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里过夜。我跟我的同事都在这里住宿过。他们并不高兴。想到要在这个致命的传染病流行地区逗留一夜，他们不禁胆战心惊。但是又别无办法，除非他们冒险马上一口气飞回喀土穆（khartoum）去。
这一耽搁于我倒是有利，给我提供了极好机会：这样他们便能替我找些东西到喀土穆去交给美大使馆运回美。他们不知道我托他们带去的包裹里装的是些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肯定要拒绝携带，因为（如果我的预感正确的话）包裹里装的正是他们急想逃离的埃波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们并没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险。我知道怎样包装好病毒样品，机组人员不会遭到感染的。当我告诉他们要请他们带一包东西回喀土穆时，他们实际上是很乐意带的。我们需要尽快把病毒样品送到亚特兰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disease control一cdc）我们的实验室去，以便确定这次疫病爆发的原因。今天有许多更快速更灵敏的检测手段，有的甚至在采样现场就可进行，但是在1979年那时候，唯一能够确定埃波拉病毒的办法，只有验明特定的抗或从培养的细胞和组织中分辨出这种病毒来。仅凭临观察是不够的。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年，传染疾病到皆是。许多不同的感染，看起来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如高烧、头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发作的征象。即使明显的出血症状看来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难以确诊一定就是。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就是埃波拉病毒，还有一问题仍需解答：它与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株？或者是另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菌株？
我们决定当天夜晚就在延比奥（yainbo）（距恩扎拉不远的一个市镇）的一所临时医院里检查病人，我和罗伊一放下行李，就准备好从病人身上采取血清样品需用的器械。获得这些样品只不过是战斗的一半；我们还得保存好它们。首先，我们得从病人身上抽血，然后将红血球细胞同含病毒的黄血清分离，将取得的这些血清样品冷冻在我们从喀土穆一路带来的干冰之中，最后包装运寄。
我们到达这家医院后，看到的是昏暗灯光下一座泥土垒砌为墙、茅草为顶的房子，没有窗户，几个人聚集在进口的外边——原来他们是屋内临终病人的家属，他们脸上的表情极为悲痛。罗伊和我穿上防护套服，看起来很像是美空军的跳伞服——只不过我们这些跳伞服是用白塑料膜制成的。然后又戴上防毒面具。它们不仅使人热得难耐，又十分笨重，还常常把病人吓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没先把他们病死的话。
在茅屋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派十分惨的景象。在那盏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下，我们看出大约有十一、二个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有的痛得直翻腾，精神错乱，徒然地挣扎着想逃病毒对他们身的侵蚀。还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里，喉咙里呼喀呼嘻的响声，兆示着他们已经临终了。赤道夜晚的极端酷热将我们置于无情的控制之下，防护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们更加难受，我们汗出如雨，几乎难以呼吸。
为了检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须手持煤油灯，跪在地上进行。罗伊则帮助整理我采集到的血液样品。在这以前，他从未在发展中家工作过，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这般肆虐。因此，这一定使他大力震惊。
明显地出血，在埃波拉热病早期并不常见。但是轻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见。我必须审视病人的眼白、检查鼻腔和牙龈，寻找出血的症状。皮肤出血的微小斑点、瘀斑，是个重要的迹象。可是在皮肤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却不易看出，即使条件再好也煞为困难。凭借一盏煤油灯的昏暗光线是不可能的。一个细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相关联。但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这些病人的喉部就能获得可以信服的证据。经过五天潜伏期和发病两三天以后，埃波拉热会使患者喉咙肿起，疼痛难忍，甚至连唾液也不能咽下。看看那喉咙情况，就知道了。它就像汉堡生牛肉那样地鲜红，黄浓汁从扁桃腺内不断地渗出。
埃波拉热的另一症状是直肠出血。但是，若非明显出血（经常并不明显），就很难确诊。要么询问患者家属，要么化验粪便和血液，而由于逻辑的以及文明的理由，这类检查通常是很难做的。
我们好像在中世纪黑暗时代进行医疗工作，没有调光机、没有血球计数、没有血液培养、没有辅助诊断的设备条件，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受过的训练和经验。可是我们仍然努力进行，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检查着。
每一个病人显示出来的情况都是一种不同的挑战。其中有三人已经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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