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学巨人”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使命——其叙述的范围——新材料的发现——辨伪的工作——官书与个人的著作——中国文学进展的两个动力：民间创作与外来影响
一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在从前，于上云的战争大事及政治变迁之外，确乎是没有别的东西够得上作为历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时的历史只不过是“相斫书”而已。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孔子有“世家”，老、庄诸人有“列传”，屈原、枚乘诸人亦有“列传”，天官有“书”，艺文有“志”，乃至滑稽、货殖亦复各有其“传”。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便也常常的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所谓《史记》、《汉书》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学史之成为“历史”的一个专支，究竟还是近代的事。中国“文学史”的编作。尤为最近主事。（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部。
，记载战争的史书。最初指《左传》，因《左传》书中战争不绝，故称相斫。后也指兵法诸书。
（1845～1935），英国汉学家。1897年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所撰《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和世界均有一定影响。
，今通译泰纳。法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著有《英国文学史》。
（1842～1927），丹麦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代表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卷。
《史记》书影
最早的“文学史”都是注重于“文学作家”个人的活动的，换一句话，便是专门记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等的生平与其作品的。这显然的可知所谓“文学史”者，不过乃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像写作《英国文学史》（公元1864年出版）的法人（Taine，1828～187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他们都不仅仅的赞叹或批判每个作家的作品了。他们不仅仅为每个作家作传记、下评语。他们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史的进展的。
原来，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于“历史”的概念，早已改变了一个方向。学者们都承认一部历史绝对不是一部“相斫书”，更不是往古的许多英雄豪杰的传记的集合体；而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记载整个人类的过去或整个民族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对于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态度，只是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间的一员。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写拿破仑一样。他在那里，已不是一个好像神话中的显显赫赫的人物，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军官。
除了这个历史的观念的变更，文学史当然也带来了一个变更。也如历史之不再以英雄豪杰为中心一样，文学史早已不是“文学巨人”的传记的集合体了。
但所谓“文学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们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种永在人间的崇高的创作物。我们乃是直接受其创作品的感兴，乃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伟大的成就的。我们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们绝不能抹煞文坛上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工作。亚历山大过去了，查理曼帝过去了。但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作家，或一个戏剧家，却是永在的；他们将永远地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读着他们的永久不朽的创作物，我们便若面聆其谈笑似的亲切地与之同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是过去了，但我们如果读着（Aeschylus）、（Sophocles）及（Euripides）的悲剧，的《阿尼特》（Virgil's Aeneid），荷马的《伊里亚特》与《奥特赛》（Homer's lliad and Odyssey），我们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情形，便也亲切有如目睹。
《战争与和平》插图
所以文学史却要仔细地论列到文学作家的生活。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创造，当然是离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学史虽不竟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却也不能不着重于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记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会的动物，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人曾是完全的“遗世而独立”的。所谓“隐逸诗人”云云，他究竟还是人世间的活动的一员。他尽管不参加当时任何的政治等的活动，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会一切大事变的影响。他的情感往往是最为丰富的。其感受性，当然也更为敏锐。所以无论什么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他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的生活都会不期然而然地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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