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风行一时，意大利亦受其感化。一八一六年遂有杂志曰“意大利文库”（ ）见于Milano，以提倡新文艺为事。奥政府虽横暴，以其师法德国，遂允印行。Giovanni Berchet译Bürger歌谣，附有论说，亦于是时出世。大略谓直率简易，雅俗共喻，方是真诗。传奇派诗求感兴于本心，或求之自然与民间俗信，其目的则在表见现时之感情思想，故为生人之诗，与古典派死者之诗殊异。希腊古人歌本土之事，不言埃及，故在尔时，亦为传奇派。Milton亦然，缘其咏基督教事，而不言异教。故意大利文学，亦应废弃古典，以中世为依归云。此虽Berchet一人之言，实足为当时传奇派之宣言也。一八一七年《意大利文库》之主义忽中变，于是Silvio Pellico等别创报章曰“调人”（ ）以代之。意在播布知识，提倡文艺，并反对异族政府，时以英并印度等为喻。由是为奥之当局所忌，岁余辍刊。而传奇思想渐益曼衍，名人又多助之，Manzoni其最著者也。
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本伯爵，唯生平不以自号。读Berchet之论，推奖甚，至其《与人论传奇主义书》（ ），亦言古代神话当废置不用，古典文学可资研究而不宜仿效，与Berchet之旨略同。唯未尝仰慕中古，尤鄙薄神怪，亦不以美为最上。其所主张，则利用为的，真实为材，兴趣为用，盖虽向新派而亦不趋于端者也。所著诗曲小说甚多，一八二三年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归》（ ）三卷，最有名。书仿Scott，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占有Milano时事。乡女Lucia已字Lorenzo，贵人Don Rodrigo欲克期得之，戒牧师Don Abbondio勿为结婚，二人遂亡去。Manzoni自言，此书主旨在于任天。理力交争，而理终胜。盖其言任天，异于安命。人当确守正道，与患难抗，先自尽其所能，而后听之于天。此虔敬之信，即Manzoni一生行事之本，与爱国思想，亦相表里。其取材于西班牙朝者，即讽示外族政治之恶，故其书影响流行皆甚广。唯偏重史实，恒苦烦冗，又难与虚构相调和，不能及Scott也。
Giacomo Leopardi（1798-1837）父为伯爵，少游惰，家遂中落。其夫人Antici持家政，一意欲兴复旧业，历三十年竟成，然务俭寡恩，至喜子女殇夭，以为可节教食之费。Leopardi幼慧有大志，而不得出，因日夕读父藏书，冀以学成名，遂深通古文学。年十九，仿造希腊逸文，学者不能辨。然研究过劳，体乃益羸，终病佝偻，又苦拘系，欲亡去而不成，监视益严，因是郁郁，遂厌人世，常见于诗文，以为人生止有苦趣，灵智之士，苦亦益大，盖人生慰藉，实唯空虚，人有希望空想幻觉，乃得安住。如幻灭时，止见实在，即是悲苦。欲脱此苦，唯梦或死。如题古墓碑诗中所云，人唯不见日光，斯为最善也。自然生万物，而复灭之，其视人类，不异蚁子。《蓬蒿》（“Ginestra”）诗中云，初为生母，终为继母，与Vigny意见相同。自然与魂问答，以三事命之曰，其生存，其伟大，其困苦，即其人生观之精义也。悲观思想，为传奇时代所共有，在Leopardi特尤甚。盖身世之感，有以使之然，非尽缘于哲理，故虽以世事为幻，而希求未绝。Raniero谓所慕有三，爱恋，光荣与祖国是也。Leopardi之厌世，与Manzoni之任天，并由际遇，而爱国之心亦无殊。Manzoni如Don Abbdondio，未能蹈危以赴义。Leopardi则由弱败，入于绝望。唯《咏意大利》（“All’Italia”）诸诗，纯为革命之音，奥国政府谓其背道祸世，力禁流行，而不能绝。授吾甲与兵，吾愿独战死一解，最为世所知。其鼓厉人心，不下于Giuseppe Giusti（1809-1857）之政治讽刺诗也。
Manzoni后，传奇派文学发达极盛，多为小说，虽仿效Scott派，别无特色，而在意大利则感化甚大。当时作者，本非以文艺为业，类皆爱国之士，有志未逮，故藉文字以宣传意旨，Guerrazzi所谓不能战斗乃作小说是也。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致力于政治，亦提倡文学，以益世为旨，重思想而轻形式。美非艺术极则，其所尊尚，在能发表共通情思，以利益人生。故历史小说独盛，其效在叙古昔光荣，能起国人仰慕之心，自惭目前衰落，或如Manzoni假古事以言异政治，皆合于益世之义也。Tommaso Grossi与Massimo Azeglio均属此派。d’Azeglio（1798-1866）为Manzoni女夫，以 一书著名。Francesco Guerrazzi独不仿Manzoni，自成一家。此他作者，更无可称述。正如Flamin言，仰慕中古之风，不适于罗马民族，传奇文学不二十年而就衰矣。
Silvio Pellico（1789-1854）初作戏曲，以编 为奥政府所忌。后入烧炭党（Corbonaro）遂被捕，由死刑减为禁锢，十年后得释。著《狱中记》（ ），风行全国，与Manzoni之作并称。Pellico本怀疑派，及经历忧患，信教甚笃。作书之旨，本以言宗教之慰安，唯叙述所历诸苦，令人感愤，不直奥政府所为，于国事有大影响。论者谓此书一出，奥国之损，不下于败绩一次，非过言也。
西班牙与法国接境，故文学亦甚蒙法之影响。Angel de Saavedra（1791-1865）本贵族，以国事出亡，居英法，受Byron与Chateaubriand之化，始立传奇派。Jose de Espronceda（1810-1842）性放旷，为自由而战，大类Byron，其诗悲观而含抗音，亦复相似。Jose Zorrilla与Manuel Tamayo等以戏曲称。Gustavo Adolfo Bécquer（1836-1870）流转困顿以没，为诗每仿Heine，小说师Hoffmann，有《碧眼》（ ）一篇最有名。其他文人著作，与世界思潮有系属者，别无可言。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始于Puschkin，而Zhukovskij为之先驱。Vasilij Zhukovskij（1783-1852）本贵家子，通西欧诸国文学。一八一六年与Puschkin等结社于彼得堡，播布传奇派思想，未几Zhukovskij被命为宫廷诗人，Puschkin又以笔祸窜边地，社遂散。Zhukovskij虽亦自作诗，而翻译之影响于当世者尤巨，如德之Bürger与Fouqué，英之Gray与Byron皆是。故Brandes以俄国传奇文学之Columbus称之。俄之情势，颇异他国，故文学现象亦稍不同。专制之下民主思想既难长发，古学又湮没，中世趣味，亦不能为世人所解。于是专尚主观，斥弃旧章，自抒新意者，最所尊尚。故Byron著作，独为俄人推重，当代大家如Puschkin及Lermontov，固皆奉Byronism者也。
Aleksandr Puschkin（1799-1837）以家风喜用法国语，故幼时已读Rousseau等书，早岁有诗名。千八百二十年以作诗刺俄帝宠臣，获罪，将流鲜卑，有耆宿数人解之，得免，谪居南方。后以行旅过高加索，深感自然之美，又始读Byron诗，受其感化，因力仿之。诗中主人，多颓唐忧郁，轻于失望，易于奋迅，有厌世之风，而志又甚不固，盖Byron式英雄，复不脱俄国气质者。其诗亦正如是，故虽云模拟，而仍自表其个性，不流于伪饰也。唯Byron天性桀骜，追慕自由，毕生不贰，Puschkin则外缘转变，性格辄移。三十五年冬，十二月党败，独以流谪在外得免，俄帝亦优容之，召令给事宫中，作《大彼得史》，至三十七年，与法人D’Anthes de Heeckeren决斗，见杀。杰作有 ，初仿 ，历八年始成，中经变易，故先后歧异，可略见其为人。盖Puschkin意向，不如Byron峻绝。昔之崇信，第由一时激越，迨放浪之生涯毕，则又返其本来，不能如Lermontov之坚执而不舍也。Puschkin见诸友为争自由，或囚或窜，而己独无恙，则遁入斯拉夫爱国说以自慰解。多赞诵武功，以为国之荣光在是。Brandes谓其始慕自由，而终归于兽性之爱国，定力不及Byron，唯描写性格，才颇胜之耳。所作小说数篇，皆有特色，Gogolj之感情派写实小说，即出于此者也。
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系出Learmonth氏，本苏格阑人。少习陆军，出为骑兵小校，喜Byron之诗，并慕其为人。又受Shelley之化，于人生善恶争竞诸事，多所兴感，尊自由尤至。Puschkin死作诗哀之，吁天为之复仇，时俄帝方宠任D’Anthes，因罪Lermontov，流之高加索。四十年，与法国公使子决斗，复遣戍，是年作小说曰“当世之英雄”，有僚友Martynov疑其言涉己，请决斗，Lermontov遂见杀，年二十七。
Lermontov少时，甚慕Byron为人，至愿己之生涯，有以相肖，然又深受Shelley感化。故其悲观，亦非尽缘绝望，实以孤愤而然。如勇猛者，怀崇高之望，而阅历世事，所遇皆庸懦丑恶，不副所期，则缘生激怒，聊以独行自快。故其抗斗，即以保人类尊严，不欲随顺流俗，与自弃作达者不同，盖甚近Prometheus而与Don Juan远矣。初仿民谣体作诗，有《商人Kalaschnikov之歌》，言与禁卫军官决斗，既复仇，遂愿就死，已多革命之音。“Mtsyri”一篇，意义尤溥博。Mtsyri者，本高加索四部童子，久居山寺，受长老教诲，而慕自由不已。一夕暴风雨，遂亡去，欲归故乡，迷林中不能出，数日后觅得之，以与豹斗受伤，竟殒。诗述其对长老之言曰，汝问我自由之时，何所为乎，尔时吾“生存”耳，使吾生无此三日，且将暗淡无欢，逾汝暮年耳。此即Lermontov自由之歌，合生命与自由为一，最足以见其深意者也。
Lermontov亦甚爱国，顾与Puschkin绝异。不以威武光荣为伟大，所眷念者，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及于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即以自由故，力与俄国抗者也。Lermontov曾自从军，两与其役，然终爱之。所作“Izmail Bey”一篇，即纪此事。又Valerik亦言二族战事，至为精确，论者谓非身历者不能道。末云，吾思人间扰扰，将欲何求。天宇清净，尽多栖息之地，而人心之中，充满恨意者何耶。其反对战争之意至明，与Puschkin之作诗颂克波阑者，相去远甚。俄人Kropotkin称之曰Humanist，得其实也。
《当世之英雄》（ ）记高加索军官Petchorin事。其人有才而无所施，乃蔑弃一切，独行其是，以自满足。初悦回部女Bela，劫至营中，己复弃去。后以事与僚友Gruschnitskij忤，Gruschnitskij恨之，请与决斗，反为所杀。Petchorin为人，与Onjegin略同，而描画更精善。书出，世人颇疑即著者自况，Lermontov乃于第二版序中释之曰，是中所言不为一人，实当世众恶之画像。盖尼古拉一世时，农奴之制未废，上级社会，多极逸豫。又方厉行专制，贵介子弟，怀抱才智，不能于政治社会有所展施，因多转入Petchorin一流，以自放逸。故《当世之英雄》一书，虽为小说，亦近实录。至于描写方法，多用写实，已离传奇派之习。及Gogolj继起，而俄国小说愈益发达，然探求本始，固当推Lermontov为首出也。
同时诗人最著名者，有Aleksej Koltsov（1808-1842）。本农人仿民谣作诗，善言农民生活与其哀乐之情。论者以比英之Burns，而Nekrasov则Crabbe也。Nikolaj Nekrasov（1821-1877）诗多述民间困苦，一一如实，其志在救世，故不入于绝望之悲观。有《赤鼻霜》一篇，述农妇苦辛，终至冻死山林中，为诸作中最云。
波阑文学盛于十九世纪，其先多被法国之化，未能自有表见。及传奇主义兴，趋向始变，师法英德，而Byron之力特大，盖传奇派思想，本从反抗之精神出。个性主义与平民倾向，即可推及于邦国民族，转为爱国之思，故危亡之国，大抵受其影响，文学与政治，并见发展。波阑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不成，Mickiewicz等复仇诗人，即出于此时，欲以文字振起国人，寄精诚于至文，感化之力甚深且广，为前此未有。Jan de Holewinski称之为波阑文学之黄金时代，盖以此也。
Mickiewicz前，有Ukraine派诗人，绍述Kazimierz Brodzinski之说，立传奇派基本。Antoni Malczewski（1793-1826）本贵胄，受法国教育，慕自由。尝从那颇仑北征，逮事败后，漫游列国，遇Byron于意大利，甚相得。Byron为赋 一诗。Malczewski所作记事诗 ，亦仿Byron诗风，而意独深挚，言Waclaw悦Maria，逆父意纳之，父怒，伪作和解，遣子从征鞑靼，而使力士著面具溺女于城濠，盖绝作也。Bohdan Zaleski（1802-1889）为诗，则纯咏故乡物色，颂美大野巨川，流连无已，又喜述哥萨克人忧患生涯。三十年变后，亡命居巴黎，至于没世。Seweryn Goszczynski（1801-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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