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组织演变与乡村振兴

　　贾甫，男，198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种艰巨集中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之后，如何确保已有脱贫成果，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而防止农村再度出现贫困人口或脱贫人口再度返贫现象？二是在城市工业化和工业信息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出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条件下，如何保护长期以来创造的物质财富，如精巧民居、服饰、村落及其建筑群，以及非物质文化，包括语言、戏剧、绘画、音乐、礼仪、医术、传说、风俗、习惯和信仰等，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保护和乡村振兴？四是在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不断兴起的条件下，如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它们与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的包容式发展？本书以有限理性为前提，以制度成本分析为工具，一以贯之地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组织演变逻辑及其诸多经济现象。比如，粮食统购统销、劳动力流动管制、农产品价格及种类管制、农田水利交通网络建设、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改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超级规模、副业内部化、生活集体化、自留地禁止、粮食短缺、工分制、资本下乡、农作物单一化和乡村文化振兴等。本书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与习俗、道德、舆论、风尚、惯例和规范等自发性秩序或实施机制一样，国家是全体成员共享的一种不完美的强制性实施机制，其核心是降低社会内耗和促进成员合作，从而追求、保护以及解释共同利益或全体利益。第二，农业组织演变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利益追求和自主选择，即在国家和外部条件约束下，自发地调整其规模及治理结构，从而达到降低制度成本和提高收益的过程。第三，农业规模经营或合作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现实基础的，如有利的要素禀赋结构、激励机制、行为方式、心理基础和产权制度等。第四，对于农业发展来说，降低制度成本至关重要。